近代爱国主义二题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爱国主义二题
　　李文海
从１５０年前发生鸦片战争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爱国主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这里只谈其中的两个问题。
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的统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推向了沉沦和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就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历史上，国家民族的屈辱和危难每增加一分，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扩大一步。一些重大的爱国运动，往往都是在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酝酿和爆发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的一些爱国主义者，无不具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就提醒人们“须防蚕食念犹纷”，并且悲愤地指出：“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把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危机下的中国比喻为一个“枯干瘦羸，渐无精气”，病入膏肓的垂死老人；梁启超则把它比作一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即将倾圮的千岁老屋。据梁启超自己说，甲午战争以后，他曾“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希望“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梁启超一样，也曾把当时的国家比作一栋即将坍塌的大厦，忧心如焚地发出“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呼喊。近代历史上的无数志士仁人，正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勇敢地投身到救亡斗争中去的。
但是，近代的爱国主义者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痛切淋漓地大声疾呼“国势危蹙”情状，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激发人们的斗争勇气，而不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民族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使人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从而瓦解斗志，涣散士气。他们的忧患意识同炽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梁启超下面的这段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二者的联系与统一：“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孙中山则认为，中国凭借“四百兆苍生之众，数百里土地之饶”，只要奋臂而起，“振兴中华”，即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一旦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不但可以“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可以胜过和超过他们。不难想象，如果近代的爱国志士们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和坚定信念，他们是不可能为此义无返顾地将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祖国母亲的。
前几年，有那么不多几个狂热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曾大肆鼓吹过一阵所谓的“忧患意识”，不过，他们同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们不同，实际是在“忧患意识”的旗号下散布民族虚无主义。他们扬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性，只有奴性”，因此只能“全面否定”，而且“早该后继无人”；不但中国的“黄色文化”是毫无希望、毫无出路的，而且我国近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人的退化，民族的退化”，“民族正在自戕”，“造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枯萎”；因为“中国总体制是落后的”，不存在从根本上加以改造的可能，所以，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全盘西化”，以适应“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个“总的历史趋向”。这种“高明绝伦”的理论的“最高层次”，大概要数方励之关于中国不但要“解放”，而且要“解体”、“解散”，以及刘晓波关于中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的条件是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之类的惊人妙语了。总之，在他们那里，任何一丝一毫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都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的诋毁、诅咒和丑化。稍为令人感到有点滑稽的是，尽管他们公开申明“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但有时还是要为自己贴上一张“爱国”的标签。
不过“爱国”历来有真假之分，这一点，只要对上面谈到的两种不同的“忧患意识”加以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的。
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
大力提倡爱国主义，会不会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民族虚骄心理的复归，甚至重新走闭关锁国的老路，影响改革开放？这个问题，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的具体实践，已经作了清楚明确的否定回答。
近代中国是个半独立国家。绝大多数的爱国人士都懂得，不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不首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祖国的进步和富强就没有必要的前提条件。人们正是围绕着争取祖国独立展开各式各样的爱国行动的。在近代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腥风血雨”历史的如泣如诉的揭露，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残杀掠夺中国人民的撕肝裂胆的控诉，都曾经极其强烈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起人们的革命精神。
但是，近代的绝大多数爱国主义者，并没有把抵抗外国侵略同向外国学习对立起来。改变祖国贫弱落后的迫切愿望，开阔了他们的胸怀，使他们在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去认真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文明成果。
林则徐对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谱写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第一曲乐章；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深信为了有效地抵抗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了解西方。他通过同外国人的直接接触和阅读西方书报，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史地等方面的知识，并辑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资料。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在林则徐的启发、影响下，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个主张简洁明了地表述了抵制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长技”的相互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后期“总理朝纲”的干王洪仁玕，为了能够“与番人（指外国人）并雄”，写作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学习外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赞同和支持。这表明，即使是农民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祖国的富强，也并不拒绝学习外国某些有益的东西。与此同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和一批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不断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并在一些方面付诸实践。
上一世纪末叶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次具有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斗争，又是一场按照资本主义蓝图来改造封建统治的政治改革。维新派的信条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救亡图存同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是逻辑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本世纪的最初１０年中，逐渐成为爱国运动的时代主流。爱国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一个最主要也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曾经郑重地宣称：“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连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在那些起来“造反”的人中，不乏“有出于爱国热诚，睹强邻之侵陵，愤官吏之泄沓”，“睹外国之富强，愤中国之积弱”，从而走上革命之路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淋漓尽致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的侵略罪行的同时，十分强调要敢于和善于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他们针对有些人认为既讲爱国，就不应该向自己的民族敌人学习，“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的论调，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反驳。如著名爱国宣传家陈天华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他们强调，中国今日，不应当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那种认为学习外国就是丢了脸面的“高论”，“固欲中国之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割而已。”
应该承认，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截然对立起来的历史现象，如与戊戌维新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曾经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这种情况，不过是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段插曲，并不代表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和主流。至于“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说法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西学观点，也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是不待言的。但是，中国人民不排外，这确是事实。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就说过，中国人民从历史上说，是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并无“排外精神”的。他指出：“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
如果说在近代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爱国主义者，都能正确地处理和对待抵抗侵略和学习外国的关系，那末，对于我们一直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就更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同坚持改革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实现这个空前伟业，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注意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敢于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这也正是一个民族具有自信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