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夕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朝闻夕思
舒平
有首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一度十分走红，甚至当各方舆论哗然以后，还不时从某些红星之口或荧屏幕上爆出来。
文论界则有非理性文艺观的“引进”，强调“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损害文艺审美的纯洁性。实际上也是说的文艺创作要“跟着感觉走”。
“感觉”，如果是指写诗、绘画下笔前的凝思，那是应该的，正常的。如果作为“理性思考”的对立词，一味推崇感觉，废弃思考，凡事都不去问个“为什么”，糊里糊涂浑浑噩噩那就不对了。这个道理，不论文学、哲学、外国、中国，都是显而易见的。“跟着感觉走”的歌喉，同那“非理性主义”的文论，可说是形影相吊。
与此相反，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是“诗言志”，“文载道”。要言志载道，就得有一番思考工夫，不是任意来几下拳脚交加，或是托出个女人撒尿的画面，可以毕其功的。可见，各种文学艺术行为，究竟应当思而后行，还是不加思考地跟着感觉走？这中间颇有文章。
出口成章，向来并不乏人，最有名气的要算曹操第三子曹植吧。《三国志》上说：曹植“言出为论，下笔成文”。他不仅有“煮豆燃豆箕”的七步诗；而且在大宴铜雀台时，奉父命作《铜雀台赋》，也是“援笔立成”，颇得乃父青睐。不过，这种七步成诗、援笔立成，大约是由于才思敏捷之故，决非排斥一切思维的“跟着感觉走”，更不是不要“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的人类野性的复归。曹植深受皇帝阿哥曹丕的妒嫉，危如累卵，他能对这种伴君如伴虎的兄弟关系不忧心如焚，日思夜想吗？所谓“七步诗”，不过是久久地郁积于心中的“思”，一旦喷涌而出罢了。曹植死后，赠谥曰“思”，人称陈思王，大概正是他一生善思、多思的盖棺论定。
民间有句格言叫“三思而行”。“三思”就是多思，遇事反复思考，总是利多弊少。韩愈《进学解》说：“行成于思毁于随”，也是教人“多思”。譬如雨后去林中采蕈，有色彩斑斓的，有奇形怪状的，有灰淡素雅的，采者就需想一想哪些是可食的香蕈；如果想不清楚，还得请教懂行的，或者查查资料，才不致误将毒菌采来当香菇。如果光凭感觉，只拣漂亮的采，炒来就吃，就非出乱子不可。对于复杂事物，更应立足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利而“多思”。
多思，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被美丽的假象所欺骗。
多思，可以对复杂事物作冷静的分析，处花花世界而方寸不乱。
多思，可以抓住本质和规律，做起事来胸有成竹。
多思，可以剖雀知鸟，举一反三，预知未然。如若做事不加思考，“随”着“感觉”转，感觉缺钱就去偷盗，感觉手痒就去打架，感觉旁有美女就去乱发兽性，甚至掉进了生活的染缸还“自我感觉良好”，则“毁”字就在招手了。
作诗作文亦当如此。与其醉心于七步成诗，援笔立成，倒不如立足于“多思”更为现实。西晋有个左思，本来并不特别聪明，但由于勤于实地观察，勤于翻阅图籍，勤于思考，并且在走廊、庭院、厕所等处都挂有纸笔，随时把想到的佳句记下来。经过十年构思，终于写成杰作《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三都赋》，可以说是积３６００天“朝闻夕思”的成果。
有个善作散文的朋友告诉我，他的文章，与其说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想出来的，往往是经过一两个似睡非睡的沉思之夜，腹稿才得形成，这确是行家甘苦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