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违纪”现象透视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观察台

　　“群体违纪”现象透视
群体违纪，是某一组织中几个成员共同违反党纪的一种行为。这种“责任”共担，“风险”共存，“利益”共享的违纪现象，比一些个人违纪的行为，有着更大的腐蚀性和危害性。对此，有关部门不能掉以轻心。
近年来，我市群体违纪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仅１９８９年，我市被揭露的群体违纪案件就有２４起，涉及９７人，其中党员９０人，市正局级干部１０人、副局级干部２４人。
群体违纪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凭行业优势谋取私利。群体违纪大都发生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和部门，违纪主体都是一些手中握有大小实权的人物。他们利用管人、管财、管物等权力，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谋取私利。我市棉花公司原经理、副经理和有关办事人员，利用调运和检验棉花、棉纱之际，大肆贪污受贿，违纪金额达两万多元。这些违纪违法交易大都是一些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
打各种旗号化公为私。群体违纪者打着各种旗号，中饱私囊。我市某企业１９８７年实行招标承包，承包后的厂长打着“改革”的招牌，让儿子任供销厂长，女婿任生产厂长，老婆当仓库保管员。他们以搞关系为名，行贿４万多元，滥发奖金２万多元，乘机贪污３万多元，使这家企业负债累累。去年４月，我市某棉花采购站几个负责人打着为职工谋福利的旗号，擅自决定将２１吨国家计划棉加价卖给“关系户”，多得的１万元被他们这几个人肆意私分了。
借制度混乱作假分赃。群体违纪者大多搞乱财务管理制度，采取假报支出、白条报帐等手段，大肆贪污。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我市接待办公室一名主任、一名科长、一名会计，利用工作之便，采用上述这些手段，合伙贪污公款３１５５７元。
群体违纪有以下特点：
违纪目的的共同性。群体违纪者大多是为了捞取不义之财，而干一些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尽管违纪群体中，各个违纪者之间可能矛盾重重，但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违纪手法的统一性。违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为了达到他们获取非法收入的目的，事先一般有违纪的共同预谋，有的还以集体研究的形式作出决定。因此，违纪群体的成员大多是违纪决策的参与者，他们采取的违纪手法具有统一性。
“集体负责”的危害性。群体违纪者认为，出了问题由“集体负责”，于是他们感到多了几分安全感。一般的参与者认为，自己上面还有更大的领导人拍板和参与，“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一起步入邪道。
对抗查处的一致性。群体违纪比个体违纪有更大的隐蔽性。保护整个违纪群体，也就是保护自己。因此，群体违纪者彼此保守秘密，以防一损俱损。一旦问题露出蛛丝马迹，群体违纪者一般都共同掩盖事实真相，一致对抗有关部门的查处。从这几年我们查处的群体违纪案件看，很少群体违纪案件是由违纪单位主动检查出来的，一般都是被群众揭发而败露的。
违纪后果的严重性。群体违纪案件涉及的人多面广，往往使一批党员干部误入歧途，从而使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工作停滞不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要医治这一“病症”，必须采取防范与查处相结合的方针。
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贪欲膨胀，自身免疫力降低，革命意志衰退，很容易陷入泥潭而难以自拔。事实说明，制止群体违纪现象要从领导班子整体素质的提高入手。
其次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群体违纪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以权谋私。因此，把权力的行使置于法规制度的监督制约之下，是抑制这种违纪行为的重要措施之一。
同时还要严肃查处群体违纪案件。有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以所谓政策界限不清为由，将这类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领导干部自身不干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对群体违纪现象睁只眼、闭只眼，甚至阻挠检查。这是群体违纪案件大量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级党组织和纪检部门要加强对群体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决不能搞下不为例、姑息迁就。
湖北天门市纪委　王宪龙　潘俊　刘原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