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和记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毛岸英和记者
　　田方
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毛主席曾要他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学习农业劳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是，在毛岸英去农村之前，毛主席曾要他向新闻记者学习的事，却鲜为人知。
那是１９４６年３、４月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组住在南关外延河边一家小旅店。一天早上，一位身材高大、身背行囊的男青年，手持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地来找解放日报记者组。组长接待了他，经他说明来意，才知道他当年１月刚从苏联学习回来，最近又适逢召开边区参议会。他从解放日报上读一些新闻报道，却很难理解。比如：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是绥德、米脂的进步绅士。为什么共产党干革命，还要吸收从封建地主阶级里分化出来的绅士参加领导呢？
为什么要建立“三三制”政权？
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什么叫整顿三风？
什么叫大生产运动？
……
……
毛岸英不懂，向他父亲请教。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当然没有时间和他详细讲解，于是，就让毛岸英去向正在会上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们学习。
这类问题，现今的当代人也许不少人还说不上来，但是作为４０年代延安的新闻记者却是普通的常识。当然，真正要说明白，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于是，毛岸英就和记者们同吃、同住、同采访、同学习。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本写满了丰富的内容，和记者们相处得日益亲密起来。那个年代，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听毛主席报告，向毛主席采访，和毛主席握手，都是很自然的事；比我们的年龄还小三、四岁的毛岸英，相处得就更随便了，加上他为人朴实诚挚、平易近人、热情友好，我们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从中餐和西餐、馒头和面包的异同，苏联人民的友好相处，日常生活，谈到我们怎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谈到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样打败强大的敌人；谈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以及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但是，当谈到党内生活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时，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他亲身的体验。他胸襟坦率地说：
“我从莫斯科学习回延安不久，美联社的记者访问了我，要我谈谈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亏得我还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访问记请你亲看过后再说。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懂得现在是什么样的形势，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
年仅２５岁的毛岸英认识到：“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还是父亲批评的对，我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我应当好好学习！”的确，像这样的大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经过大家一起学习和议论，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
这件事，不仅是对毛岸英，就是对我们每个记者，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许毛主席本人没意识到，他通过岸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