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的史笔——读杜平回忆录《在志愿军总部》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壮美的史笔
——读杜平回忆录《在志愿军总部》
石言
我自１９５６年以来即从事党史军史文学，所读回忆录可谓多矣。其中精采纷呈者亦复不少。而眼前这一部《在志愿军总部》，却以其巨大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使我折服。
也许杜平是我们南京军区的老政委，他诚挚质朴的音容笑貌的确增添了我对作品的亲切感吧，但我这样理性强梗的老兵所注意的，毕竟主要是“真、新、深”，是鲜为人知而启发人智的宏伟史实。这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的最大特色正在于此。杜平在这部回忆录中，以他特别有利的身份（东北边防军的基础——十三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一开始便抓住了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对战争的分析和重要决策这个重大的史实。１９５０年春天，十三兵团即被从南海前线调到郑州一带搞农业生产，实际上正如四野罗荣桓政委在６月初所说：是全国的战略机动兵团。朝鲜战争爆发后不过半个月，７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就发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当时朝鲜人民军正节节胜利，向南疾进。而十三兵团却奉命迅速北上，成立了东北边防军。８月５日，中央军委还电报督促，要求十三兵团加紧准备，在９月上旬能够作战。作者以亲身经历的详情细节和确切的日期、番号、数字呈现读者眼底，读者自能从中感受到人类最高智慧的一种——战略预谋的威力。
这部回忆录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掌握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和历次战略策略的重大变化。这些当然同样是宏伟的史实。同时，又必须有观照全程的能力，必须有不掩错不护短的精神。杜平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又是中央指定的时时处处和彭德怀在一起的安全负责人，是红军老干部，又是大学生。他确有条件从宏观上总揽抗美援朝的全貌，充满矛盾和曲折的全貌。
杜平回忆录的丰富内容：云山、三所里、妙香山、长津湖、临津江等等，充分证明若非高度革命化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血战，美军是不会败的。但是，美军能在第三次战役雪崩般溃退之后仅仅１７天，便依靠其高度机械化，迅速整补，迅速转入全线进攻，却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于是，第四次战役就“比较被动”，进行了长达８７天的机动防御作战。战果巨大，歼敌７．８万余，但中朝军队逐步退回三八线。第五次战役我军主动出击以打破敌人大举进攻和侧后登陆的部署，取得了歼敌４．６万余人的战果，但由于对“美国的机械化”的估计还不足，收兵时，遭到美军１３个师的摩托化步兵、炮兵和坦克为先导的突然反扑，陷于被动，伤亡１．６万余人。
显然，“革命化”与“机械化”两种力量在三八线取得了相对平衡，谁的手伸得过远谁就会吃亏。这才有１９５１年６月确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轮番入朝参战的方针，才有１９５１年６月底开头的和平谈判。
写和平谈判，杜平又是中朝方面的代表之一，对于从开城到板门店，从“伤心岭”到上甘岭，谈谈打打、打谈配合的全过程，对于双方政策策略的发展变化，了解特别深透。乔冠华在几杯茅台酒以后，对我们“吹”起和平谈判来极为丰富生动。而读了杜平的这部回忆录，可进一步了解双方最高层的“底盘”，了解“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又了解千里坑道、钢铁运输线、祖国慰问团、碧潼战俘营等等。这部回忆录的后半部，便展示了朝鲜战场更广阔的图景，展示了从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过字的世界头号强国如何被迫签字的全部史实。
这部回忆录的又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写人。不同于纯文学的着重于写人的外貌、个性、命运，回忆录着重写敌我双方许多群体的战争意识、战场心理和作战性格。回忆录也有不少写个人、写悲欢离合的篇幅，并且颇为独到，像彭德怀、毛岸英以及杨根思、黄继光等英雄。但作者是文化水平很高的政治部主任，他对于人的关心是高层次、大感情的关心。政治工作是塑造人的工作。志愿军英雄的钢铁塑像，正是党和军队的指示、决议、报告、教材、动员令、决心书的白热高温熔炼而成的。这部回忆录，则是以政治工作多侧面的研究为经，以丰富的生活细节为纬，织成了一幅幅壮丽的人的群像，画面开阔，意念深刻。
关于各种各样的人，这部回忆录中不但有许多精采的生活细节，还有许多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文学语言。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实况和透露心理。上甘岭下，敌指挥官惊呼：“中国军队为什么不怕死？可能是服用了什么药物了吧？”汉城北郊，美第八集团军军长李奇微阻止李伪军溃退不果，感叹说：“要设法阻止一支败军，就等于拦住一次雪崩一样。”而对他自己的军队的“张皇失措”，这位军长气愤地说：“步兵的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而彭德怀呢，听作者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并认为军人如果当上总统，朝鲜战争也许会扩大时，说：“统帅不一定就好战。他比其他的人更懂得更了解打一场战争的代价是很大的。”
这部回忆录得之不易。杜平在入朝之初就注意积累材料，反映抗美援朝全貌的回忆录早就应该诞生了。但是彭德怀受批判，没有彭总的抗美援朝回忆录如何写得？后来，彭总与不少领导人先后逝世，有的领导人也无法写作了。亲历全过程熟悉全面情况又有概括表述能力的只有当时志愿军党委中最年轻者之一杜平了。而这部回忆录，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是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干部的亲身经历，一个政治工作者的亲身经历。这样，回忆录所写的战争中的人，决不是他们的浅表形态，更不会是某些“现代”文学家所欣赏的战争恐惧或战争疯狂的“原我”状态。而是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写出了敌我双方在激烈搏斗中的多侧面的发展变化，写出了各种人物在战争熔炼和政治教育中的发展变化。因而这部回忆录，无疑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的好资料，政治工作者的好课本，大学中学的好教材。有位老同志读完此书后说：“应该提倡学习志愿军！”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