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的自供——叛逃动乱“精英”曝光录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黑手”的自供
——叛逃动乱“精英”曝光录
梦省
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风波。经过这场风波后，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一小撮逃亡国外的动乱策划者，即所谓“政治精英”，却不甘失败。他们在国外公开承认自己是制造动乱的黑手，并且投靠敌对势力，成立反动组织，声嘶力竭地坚持要做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旗手”。一年来这些反面教员的自我曝光，有助于去年由于不明真相而卷入风波的青年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擦亮眼睛，认清动乱的实质，解开思想深处的扣子。
自己承认是制造动乱的黑手
人们记得，去年动乱之初，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正在美国“讲学”、叫嚷要让中国“再当３００年殖民地”的刘晓波，接受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的派遣，匆匆于４月２７日赶回北京，参与策划动乱。他在北师大煽风点火时，曾公然通过广播喇叭说：“我不怕当（动乱）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
他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去年的动乱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确有一小撮黑手在背后操纵。黑手除刘晓波以外，还有谁？那些“政治精英”出逃以后，在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下，无所顾忌地作了自供。
有一个名叫远志明的叛逃“精英”，原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师，他是《河殇》撰稿人之一，去年动乱期间，曾参加筹组非法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远志明逃亡到法国后，就同正在那里筹建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叛逃“精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谘、苏晓康等人，沆瀣一气，加入“民阵”成为一名“理事”。他曾“应邀”访问过台湾。今年１月９日和１０日他在台湾办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黑手与旗手》的长篇反思文章。他在这篇论点曾同严家其在电话里商量过的文章中公开承认，他们这些人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动乱的“黑手”。他说：“我们曾是学生们的声援者，曾是政府的抗议者，曾是指手画脚的出谋划策者，……”他在谈到他们煽动学潮和动乱的作用时说：“是我们教诲青年学生民主意义、不民主的现实和奋斗之必须，是我们常常使学生们情绪激昂、热血澎湃，是我们的思想、智慧和爱国感情感染和唤起了他们……”
叛逃“精英”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自供。据今年４月２５日法国《解放报》发表该报记者写的题为《北京之春根源》一文披露：胡耀邦同志逝世第二天，大学还无动静。“这天上午，大约１５人左右的一小伙人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秘密会议。”“除了未来的学生领袖王丹之外，其他与会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从去年４月１６日至６月４日，这伙人几乎每天开会，组织极其严密，都有电话传呼机互相联络，“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参加过会议、现已逃亡巴黎的“诗人”老木说，对学潮领导人“他们不是提出简单的建议，而是下命令”。“一切决定是会议作出的。”“一切都作了周密安排，直至口号。”
实际上，早在动乱发生之前，这些“精英”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底牌”就打出来了。他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毒化青年学生思想方面，搞了不少名堂。例如：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和他的老婆李淑娴的唆使和支持下，由王丹等人在北京大学办起了“民主沙龙”。从１９８８年５月４日到去年５月１２日，这个“民主沙龙”就举行过１７次煽风点火的活动，方、李二人几乎每次都参加上述活动。他们打算趁１９８９年“五四”运动７０周年、法国大革命２００周年和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之机，促使学生们搞大规模活动，进而使其发展成动乱，只是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逝世，他们便借机提前行动了。
另一个自称“学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严家其，去年看到学潮起来后，便欣喜若狂，又是参加座谈会，又是写大字报、公开信和紧急呼吁书等，以声援学生名义不断促使动乱升级。人们注意到，数百名学生在黑手们的精心策划和蛊惑下，于去年５月１３日下午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严家其等人当晚就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煽动北京的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行动。第二天，严家其等１２人又发出《我们对时局的紧急呼吁》。严家其还参加组织所谓“１０００名到５０００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绝食行动”的筹备会议，以扩大动乱的事态。后来这一“绝食行动”因响应者寥寥无几而流产。
原四通公司集团总裁万润南，在策划和支持动乱方面也是突出的一个。万润南仅在５月２１日到２３日的３天里，就５次同非法的“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策划行动，两次召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会和商谈，密谋阻挠戒严令的实施。在５０天政治风波期间，万润南的四通公司曾出资２０万元支持动乱，除了向“高自联”等非法组织运去大量食品、饮料和药物外，还送去了供反动宣传用的器材。
这些说明，动乱“精英”们是货真价实的策划制造动乱的黑手。
远志明说他们“曾是政府的抗议者”，有些说轻了。政府的确是动乱“精英”当时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但他们岂只是“抗议”，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这方面的例证很多，现在仅举几例。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后不久，严家其４月１９日在北京参加了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举行的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名曰悼念胡耀邦，实际上严家其等人制造舆论，要求否定有关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策。４月２１日，严家其又伙同一些人联名发表《致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公开信》，向中央施加压力。为了扩散这封公开信，当天傍晚首都一些高等院校都张贴了这封信，台湾《联合报》第二天也全文发表。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社论。严家其伙同一些人签名发表了反对社论的“倡议书”，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北京宣布部分地区戒严以后，严家其等人加紧组织的非法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并同北京的“高自联”、“工自联”、“工人敢死队”等一些非法组织结成“神圣同盟”，叫嚷“不怕流血牺牲”，掀起了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暴乱。
自封为“石头”军头目的万润南，在刚刚宣布戒严令以后，便气急败坏地于当天让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起草《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并策划征集人大常委在信上签名的非法活动，企图使“紧急会议”重点讨论罢免李鹏总理问题。第二天，万润南又通过一家学生的非法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不再是人民政府，各界人士应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
陈一谘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精英”，他当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去年５月１８日，陈得到某人给他提供的“内部消息”，于是第二天上午他就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干部和自己所领导的体改所的正处级干部开会，向大家“吹风”。然后，陈鼓动说：“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了，有必要发个声明。”接着，他口授了矛头指向政府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并以“三所一会”名义发表。后来又改变手法，指使用化名、匿名办法炮制了《李鹏其人》、《紧急告全国同胞书》等４份反对政府的传单，煽动群众同政府与戒严部队对立，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这就是动乱“精英”所谓自己“曾是政府抗议者”的真正面目。
叛逃“精英”要当什么样的“旗手”
远志明在《黑手与旗手》的反思长文中总结动乱“精英”的失败教训时哀叹：“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坚强的旗手，也没有有力的黑手。”他说：“知识精英们又的确是黑手，即他们把一只‘民主自由之手’伸到了青年学生们心中，搅动了他们；然而却一直没有伸出来，没有伸到‘民主自由’的行动层面上来……”“思想的黑手始终没有成为行动的旗手。”他在“展望”将来大陆新的“动乱”时隐隐约约说出了要有新的“旗手”，即“一定要有统一、广泛、成熟的反对派”。
现在就来看看这一小撮叛逃“精英”要充当什么样的“旗手”和“反对派”：
引人注目的是，在外国某些反华势力庇护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吾尔开希、苏晓康等人，于去年９月在巴黎拼凑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在成立会上，陈一谘宣称“民阵”的基本纲领就是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在大陆搞多党制。万润南报告了他和严家其、刘宾雁、陈一谘、苏绍智、吾尔开希等人筹组“民阵”的经过。会议选举严家其为“民阵”主席，吾尔开希为副主席，万润南为秘书长，陈一谘、苏晓康等为理事。自“民阵”成立后，这些叛逃“精英”们就更加加紧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
去年１０月６日，严家其和万润南在联邦德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民阵’的意义在于，共产党统治４０年后，出现了第一个可以和共产党抗衡的独立政治力量。”
去年１０月１８日到２３日，吾尔开希和万润南等人到澳大利亚搞宣传“民阵”纲领的活动。他们叫嚷，一旦“六·四”事件平了反，中国开了“党禁”和“报禁”，“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回北京建立反对党”。
今年２月１日吾尔开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我看“打倒共产党”》的文章。他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一）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二）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三）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统治。”他的主张是：“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打倒后再不允许（共产党）注册成立”，“而应坚决取缔”。原来吾尔开希之流宣传的“多党制”，是禁止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多党制”。
一心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石头”“精英”万润南，今年２月２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造环境、造势、回中国》的文章。他说：中国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中产阶级”。“四通可以成为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的企业。”但“四通要发展，就受到一党专政的阻碍”。因此，中国“在经济上应实现私有制，政治上需要实行多党制”。所以“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力促中国局势改变”。他扬言，“假如换马了，平反了，再要我回去，我是要回去的；但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而是作为‘民阵’的一分子，成为共产党以外的制衡力量，回中国去。”
今年２月１５日，香港《信报》刊登了严家其在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上发表的讲话。严叫嚷：“由各民运团体直接组成一个有明确目标——即夺取政权的反对党，就可以打出反对党的旗号。”他还恶狠狠地说：“我过去只批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应批共产主义理论”，“推翻共产党专制独裁。”
很清楚，这些“精英”叛逃海外以后，不再披挂什么外衣，而是赤裸裸地打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并且痴心妄想当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旗手”！
尽管境遇落魄仍要继续挣扎
一小撮动乱“精英”逃亡到海外寻求庇护已经一年了。他们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替人捧场，为人叫骂，替己壮胆，梦想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可惜蚍蜉撼大树，诸事不顺遂；况且西方正直人士和爱国的华侨、华人都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支持。因此，这些“精英”们的内心失落感日益上升，内部矛盾不断增加，陷于每况愈下的落魄境地。
据台湾《中国时报》去年１２月８日报道，“民阵”自９月成立以来，曾在美国和法国筹到４０余万美元的经费，但由于各种有关“民阵”负责人花费无度、浪费铺张的消息传开后，“民阵”收到的捐款已显著下降。１１月间，“民阵”总共只收到１００美元的资助。
今年１月３０日美国《国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民阵”面临三大危机》的文章说：“民主中国阵线１９８９年在巴黎轰轰烈烈成立以后，很快地由绚烂归于平淡。”“从巴黎会议以后，听到有关‘民阵’的消息，多半是令人泄气的，而很少鼓舞人心的……。”
今年３月１２日《纽约新闻》在一篇文章中援引“民阵”理事、《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的话说：“‘民阵’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在组织运作技巧上欠缺成熟和一致意见，导致许多内部矛盾……。”文章又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民阵’目前内部矛盾重重，主要派别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谘的体改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相容状态。”他们初期“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期“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之客看待自己，成日悲悲切切，凄凄惨惨”。
当然，外逃“精英”的上述落魄境遇，并未使他们洗心革面，他们当前的主要心态是，继续挣扎，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共产党，幻想挑起新的动乱，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今年上半年“民阵”最突出的反动活动是，乞求台湾的一家电视台、一家报纸和一家组织进行资助，购置了一艘英国旧船，妄图把这艘船改装成海盗广播船后，于４月底驶到中国大陆附近的公海上，搞反动广播宣传。他们于３月９日把这艘船命名为“民主女神”号。但是，自“女神”号３月１７日从法国的一个港口启航后，它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碰壁。在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女神”号不断受监视和盘查，到远东后，新加坡不准它驶入内港，香港拒绝它入港，甚至台湾当局也宣布，“女神”号在公海上广播属于不法行为，因此，不予支持。随后，台湾当局允许在海上漂泊５０多天的“女神”号于５月１３日暂时靠到基隆港增加补给。但先期跑到台湾的“民阵”主席严家其，当天到基隆港迎船时却被隔在码头以外。５月１８日，严家其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泣不成声地宣布，暂停“女神”号的“广播”计划。接着，５月２４日和２５日，“民阵”分子分别在巴黎、东京、台北、基隆宣布要拍卖此船，正式放弃向大陆的“广播”计划。这出反共闹剧就这样以“胎死腹中”而草草收场。
叛逃“精英”们还正在筹组所谓“夺取政权的反对党”。据报道，前不久，“民阵”已同纽约的“中国民联”举行联席会议。双方已达成协议，准备“在积极的合作的基础上走向联合”，并“推动（海外）其他民运团体一起合并”，为成立反对党打基础。陈一谘正在发起筹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已允许它注册。陈声称，他正在制定“重建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复杂战略和策略”。上述情况表明，一小撮逃亡到国外的动乱“精英”，虽然正日益落魄，但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加上有某些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他们将会继续挣扎和捣乱。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原载７月２１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