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知识分子刘仙洲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知识分子刘仙洲
唐纪
清华大学原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杰出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知疲倦地“读书、教书、写书”，成绩斐然，勋劳卓著。他由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走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曲折道路，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相似历程。
从发愤读书到参加辛亥革命
刘仙洲于１８９０年生于河北省完县唐兴店村。他家世代务农，自耘薄田，含辛茹苦，仅足温饱。在严亲慈母的教育下，他自幼且耕且读。所以他深知农业劳动的艰辛，对穷苦农民的苦况，耳熟能详。这对他青年时代即投身辛亥革命，亟欲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是一个绝大的动力，也是对后来他花相当大的精力于农业机械的改革，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他１９０６年在完县上高小起，至１９１２年在保定育德中学卒业，历年考试成绩绝佳，均是名列第一。在此期间，他不但功课好，且在当时崇实中学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还十分关注国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１９０８年他加入了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骤起，辛亥革命爆发，育德中学成为保定一带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和保定、蠡县、满城、完县、石家庄等地的革命暴动，并带领几位同学试制炸弹，前去炸毁京汉铁路唐河大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１９１２年初，袁世凯篡夺人民果实，当了临时大总统，他又奔赴山西太原，参加“倒袁”运动。这些义举，虽未成功，但展示了他的爱国壮志。１９１３年春，他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实部（即预备到正科学理工农等科者），结果又是名列榜首。一年之后，河北省当局应香港大学的请求，送八名公费生至该校学习。他一举考中，在那里学习了４年。工程理论和设计技术方面，学得很好，自不必说了；他尤重实际的操作，在教师的指导下，他酷好在发动机实验室作实验，并利用两个暑假，将四种实验课所有的实验报告都仔细整理、缮清和附上彩图。１９１８年他在该校卒业。他的考试试卷和这些实验报告，被送到伦敦大学一个委员会审查，结果得到了头等荣誉（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ｎｏｕｒｓ）。
从“教育救国”到反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失败后，刘仙洲于痛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黑暗、腐败统治之余，抱着真诚的“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置个人成名得利、锦绣前程于不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投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
１９１８年夏，刘仙洲自香港大学卒业以后，本有被当局保送赴英留学的机会。但这时国内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已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的母校保定育德中学且已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他为了成就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深造，就毅然放弃了赴英留学，而接受了担任该预备班的机械学教员的聘请。他的学生当中，有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著名领导人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刘少奇同志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当年令人留恋的学习生活，说刘仙洲“教书认真，要求严格”，并曾于１９５５年轻车简从，躬临清华刘仙洲的府邸谒见先生。刘仙洲对他们也印象极深，说：“当年在留法预备班学习时，刘少奇很稳重，李富春很聪明，李维汉很活跃。”
从１９１８年在育德中学开始执教以来，到６０年代中期，他从教５０年，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作风，高尚情操和处世风范，诚可谓一代师表。
他在教育思想上的贡献，是自始至终地主张工业教育采取“工读协作制”。它的基本精神是要理论结合实际。他在教学时常引《公羊传》的名句云：“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怎样才能做到既“巧心”又“劳力”呢？他的办法是要学校与工厂协作，学生在学校求学理，在工厂求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学生所做的工，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相接近。他从他自己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经验和长期进行工业教育的经验，深知这是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制度和办法。
他曾将他的这套制度和办法写成详尽的意见书和计划送交北洋政府和其后的国民党政府，但通通遭到冷遇，或以“留备采择”为名，或以“暂缓实行”为由而被束之高阁。在解放前那个漫长的黑暗年月里，他总是事与愿违，鹏翅不展，不能不有爱国有志而报国无门的长叹了！
他心灰意冷之余，便逐渐走上了不问政治、一心想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以度余年。所以，在临近解放前夕的１９４７年，在他５７岁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盘算过，也曾公开向友人这样道过：“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１０年书，再写５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他的心虽如此想，话虽如此说，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着深深的爱国良知、有着忧国忧民怀抱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种种的倒行逆施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缄默的，险恶的环境他是绝不能逆来顺受的。
下面我不妨举出三个历史见证，让人们来一睹他的爱国风采。
其一：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大于１９４２年１月爆发了“倒孔运动”。当时孔祥熙在香港临失陷前，不派飞机去营救在港文化界人士，而用飞机去抢运他的洋狗。这一事件，轰动全国，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联大学生和大后方人民的莫大愤怒。１月６日联大学生自发地结队上街游行，到了盐行。盐行楼上的教室里，刘仙洲正在给学生上课，忽听得楼下院子里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快下来参加游行啊！”刘仙洲平时上课纪律很严，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离开教室。这时同学们担心他不会同意，没想到他探头窗外向下面问了一声参加什么游行，下面的回答是为了打倒孔祥熙。他回头向全班的同学们说：“打倒孔祥熙，可以，你们去吧！”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了游行。
其二：抗战败绩和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已令西南联大师生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为了装点门面，继续对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政治欺骗，国民党中央特派其高级要员赴昆，动员西南联大包括刘仙洲在内的十余位驰名中外的老教授加入国民党。手续极其敷衍，只需填一纸表格，便算入党。刘仙洲拒绝填表，当然也就拒绝了入党。学校的国民党区党部却悍然通知会计科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党费”。刘仙洲当即致函该党部，表示抗议！该党部负责人曲为申颇为尴尬地说道：“你是同盟会员，参加国民党是理所当然的事。”刘仙洲闻罢，凛然地说道：“是的，我是同盟会员。但是我们当初加入同盟会，正是为了打倒像你们这样的作风！入这种党，恕我敬谢不敏了。”国民党上下均无可奈何，只好悻然作罢。
其三：１９４７年秋，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对垒犹酣的时候，刘仙洲方由美国考察农业机械甫毕，风尘仆仆归来。他由沪至宁，路过南京，准备北返清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于此时特意安排盛宴，为他接风洗尘。其真实用心是要刘仙洲东山再起，出任北洋大学校长（注：他曾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８年任过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他闻讯之后，连夜飞身离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了朱家骅的宴请。因为此时国内国共两党的斗争，鹿死谁手，已见端倪。如前所述，刘仙洲对国民党政权的绝望，已非一日，他决心自守晚节，绝不同他们在政治上沆瀣一气。但是，事隔数日之后，朱家骅却不经刘仙洲同意，仍然公开发出这项任命，企图通过强行任命和国民党操纵的新闻舆论，造成既成事实，逼刘仙洲就范。但是刘仙洲不为所动，坚不赴任。据当时报载：“刘先生辞意极坚，学校（指北洋大学）转送清华之教部函件，均遭刘氏原封退回。”朱家骅见硬逼不能奏效，便采取了软化劝驾的手段，令中委教育部简任督学吴兆棠，作为他的代表，至清华大学敦劝刘仙洲赴津接任；又电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亲赴清华催驾。吴、陈等人奉命来到清华游说，要“刘氏体念时艰，勉为其难，力疾赴任主持大计。”刘仙洲则以巧妙的遁词，拒不受命。他“始终表示近来身体孱弱，常患头痛症，不堪担任繁巨，对于教部嘱主持北洋校务之美意，深感心力两违，不克如命，引为抱歉”云云。
朱家骅为粉饰国民党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终归失败了。刘仙洲晚节自爱、是非分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以上三个历史见证，不过举例而已。言微义重，刘仙洲的爱国主义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
刘仙洲思想素质上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能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这在全国解放以后尤为明显。他在旧社会里长期形成的“不问政治”，“认为业务和政治是可以分开的”，“宜于搞学问的人最好不参加政治”等等观点，尽管好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层出不穷的改天换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渐抛弃了那些陈旧的观点，懂得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懂得了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他是农业机械专家，他的思想的转变也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他愈来愈看清了过去任何中国政府不能为发展农业做到的事，而今却一件件地做到了。
北京解放不数月（１９４９年４月），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就约请了刘仙洲和各方面的农业专家７０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朱总司令和董必武同志也都参加，会上决定组成一个农业建设委员会，他被委为委员之一。接着他又参加了该部召开的农田水利座谈会和水车制造座谈会，部里提出要在１９５０年推广十万辆水车，为华北人民解决春旱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他看到“我们的政府是完全和从前的政府不同了。它真是人民的政府，一切施政都是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尤其是人民政府要在１９５０年推广十万辆水车这件事，使他产生了“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的感慨。接着在１９５０年初，他又第一次参加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的议题是全省河防水利问题和生产救灾问题。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弊的事情，都是他过去常常梦想，但是当时历届反动政府绝不肯花力气去做的。他当时深有所感地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这种崭新的思想认识，彻底否定了他的不问政治的思想，为他的思想转变奠定了一个初步的、但是十分坚实的基础。
这种新的思想认识，促使他热情地参加了校内外的各种工作。他曾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从１９５２年起即担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十余年间，他参与学校行政领导，运筹帷幄，历尽劬劳。他对清华大学的建树，饮誉遐迩。在这些工作中，他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决心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于是他在１９５４年正式提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他６５岁的时候，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自觉依靠党的领导，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毕生的力量献给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刘仙洲是将爱国主义与热心社会主义建设统一起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的代表之一。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