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文化交流

　　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杨武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继１７—１８世纪一度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之后，又一次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只不过在稍早而更加汹涌澎湃的“西学东渐”热潮的掩盖下，不大为人注意罢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不可忽视的“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就是靠自学成为大汉学家的卫礼贤。
卫礼贤（亦作尉礼贤）的德文原名叫理查德·威廉（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７３—１９３０）。１８９９年，他应聘为基督教同善会的传教士，奉派来到刚被德国强占的青岛，正赶上我国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当时，甚至一般西方人对中国人都怀着极大的偏见，懒惰、狡猾、残忍等恶名通通加到了我们头上。然而出身劳动阶层并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卫礼贤，却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认为，只要受到人道的对待，“中国人就会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诚实和最可爱的人民”。对于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他也持与帝国主义者乃至一般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振奋”，因而对八国联军的入侵和野蛮行径大加谴责。一次，他不顾自己同胞的误解和个人的安危，从疯狂报复和滥施烧杀的德军的炮口下拯救了一座和平村庄的居民，因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赏封，成了一位洋道台和胶东地区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初到青岛时对汉语可谓一字不识，在与中国民众的交往中深感不便，于是发奋学习汉语。没过多久，他不仅学会了说和读，而且对我国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经年累月地认真研读古典经籍以及与康有为、辜鸿铭、劳乃宣等中国著名学者的交往，久而久之，他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位中国文化迷，变成了孔老夫子的忠实信奉者。
从１８９９至１９２１年，卫礼贤第一次在华逗留了２２年之久，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对我国的民情风俗、文化古迹都有深入的了解，并出版了大量著译。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几乎都被他重新直接从汉语译成了德文，在著名的迪特利希斯出版社作为“中国丛书”——有计划地出版，并流传至今。此外，他尚著有《中国文明简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的人生哲学》、《中国之魂》等等。特别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在欧美堪称首屈一指。到回国的１９２１年，他已成为一位名传遐迩和名符其实的大汉学家，就连一向讲究资历和名份的德国学术界，也不得不予以承认。
１９２２年他再度来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科学顾问，第二年又受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２４年年底，卫礼贤依依惜别他生活了２５年的精神故乡。回到德国，他立即不辞辛劳地筹划奔走，在蔡元培和杜里舒等中德两国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下，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该院的分院也在慕尼黑宣告成立。拿卫礼贤的话来说，这是“集他许多年之前开始于中国的事业之大成”，从此，他便以中国学院为基地，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弘扬中华文明，为促进中德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中西文化交流，付出了最后的心血和精力。
卫礼贤一生的业绩可谓伟大，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深远。仅仅“中国丛书”的出版，照赫尔曼·黑塞看来就算得上是欧洲本世纪前三十年“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使包括黑塞自己以及瑞士大心理学家荣格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卫礼贤晚年曾经骄傲地对人讲，他作为传教士一生未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忠实的孔教徒。其实，应该说中西精神，特别是中德两国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的融合，因此，在德国，人们送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雅号，称他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顺便提一下，“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有两个儿子；两人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其中一位叫卫德明，更是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很有成就的汉学家。但是，卫礼贤的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并不只他的儿子卫德明；在当今联邦德国汉学界，卫礼贤的景仰者大有人在，而且都以他的学生自居。为了纪念他和缅怀他的功绩，联邦德国设立了卫礼贤翻译文学奖，第一位因成功地翻译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而获得头等奖的年轻汉学家，就是目前设在北京的歌德学院的院长阿克曼先生。
对于卫礼贤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对于这位弘扬中华文化的功臣，对于这位“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中国人民自然也是永远缅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