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界碑前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生死界碑前
陈梅　四长
１９９０年元月６日，西安天阴多云。
上午８点钟，一辆手术车被推进陕西省人民医院手术室，车上躺着的病人是全国劳动模范、农业科学家李立科。
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有他的妻子儿女，有他所在单位陕西农科院的院党委书记和院长。
将要进行的是上颌窦癌的切除。肿瘤部位在敏感的面部三角区，手术难度很大。省医院和四医大为此派出了最好的医生。
徐山林、林季周、王双锡等几位副省长，十分关心这次手术，他们和医生一起商量手术方案，一再地叮嘱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这位每年给国家拿回四五个亿的农业科学家。
当年李立科蹲点住过１３年的武功县皇中大队，一村人为他的病寝食不安。他的房东大娘专意邀了村里七八个老婆婆，坐上手扶拖拉机到２５公里外的老武功庙会去为他抽签算卦。这当然是荒唐的，但当抽了一个上上签，卜他遇难化吉时，虔诚的老婆婆们竟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医院通知元月６日要动手术。元月２日，甘井乡的父老乡亲特意包了辆大轿车，连坐带站，满匝匝挤了８０多人，专程到西安来看李立科。除了鸡蛋、核桃、小米等吃食外，乡亲们还给病中的李立科送了一块匾，上写：“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妻子耿凤玲——一个年过半百的身材胖实的家庭妇女，此刻呆呆地守在手术室门口，一分一秒地看着手表，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沉重，好沉重。
她陷入了一段段过去生活的回忆——
９年前，立科一个人到甘井去。那时的甘井，全乡小麦平均亩产只有４８．５公斤，一个日工值只有３角钱。老百姓吃没吃的，用没用的。年节走亲戚，换不上一件新衣裳，给人送的“礼馍”，还是那种包个白面薄皮儿的玉米面窝窝。
看见老百姓穷成这样，他真动了感情，回家来抹泪不止。为了集中心思帮助农民致富，他说服妻子儿女，全家落户甘井乡，并于１９８４年弃官为民，辞去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职务。
参加工作３２年，他在农村蹲点２８年。过去，他总是工作、工作，仿佛没感到妻子儿女的存在。如今，当站在生死界碑前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自己一生最对不住的是妻子。结婚多少年来，他没陪她看过一次电影，没逛过一次公园。他留给妻子的，是２０００元的债务。
她知道，他实在不想死。今年种的６亩小麦试验田，亩产有望突破４００公斤，他想亲眼看到那收获的日子。如果那时他真的死了，他请求将他埋在他的试验田里，上立一块碑，写上：“这块地产过４００公斤”……
耿凤玲思绪如麻，农科院的两位领导也心潮难平。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的话题一直离不开李立科，他们反反复复地回顾、议论着李立科这些年来的勇敢探索和卓著成绩，仿佛越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越发掂出了李立科的价值，越发感到此人的不可失去。
多少年来，人们对渭北旱塬粮食低产原因的定论是：干旱“缺水”。按照这一思路，战天斗地的人们搞过打井会战，搞过抽黄（河水）上塬的宏伟工程。结果搞了多年，花了几个亿，所实现的灌溉面积还不及全区耕地的１／２０。
面对“就水抓水”的苦苦挣扎，李立科不为“定论”所束缚。１９８２年夏收后，他注意对不同产量的麦田土壤水分进行测定，结果发现，施肥多、亩产高的自留地，对土壤深层的水分利用率高；而低产田块土壤深层的水分几乎未被利用，每亩贮水量尚有４０多立方米。他由此得出结论：渭北旱塬小麦低产的原因，固然有自然降水少的因素，但眼前主要是土壤瘠薄，不能充分利用土壤深层的水分。
为此，他于次年又进行了不同肥料对小麦根系生长影响的对比试验，完成了他的以磷促根调水的旱塬小麦栽培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使甘井乡的小麦平均亩产比原来净增１４０多公斤。全乡１９８９年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由他蹲点前的２３万公斤增加到１７０万公斤。原来被称为合阳县的“西伯利亚”的甘井乡，现在户存万斤粮的农家比比皆是。至于这一技术给整个渭北旱塬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就要以亿来计算了……
下午两点钟，焦急守候的人们终于出了一口长气。李立科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手术进行了６个小时，做得非常成功。
他觉得自己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仿佛走了一生的路程。走到生死界碑前，他记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又走了回来。
他朦朦胧胧回到了甘井，回到了他的试验田，又见到了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
　　　　　　　　　　　　（作者单位：陕西《当代青年》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