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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遍被“红楼”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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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08-22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悲情遍被“红楼”
黄式宪
“二红”并出,各擅胜场,一时传为美谈。
“二红”竞立,姹紫嫣红,标示着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创作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上一种博大的气度,其意义、影响显然已越出国门之外,令海内外为之瞩目。
有一种说法,《红楼梦》作为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煌煌巨著,作为一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艺术长卷,要改编为影视以画面为语言的作品,“绝难绝难”(甚至说“不可为”)。事实是,一部36集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个6部8集具有第一流制作水准的电影巨制《红楼梦》,相继问世,霎时间蔚为大观,一股家谈户议的“红楼”热便勃然而兴。若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来评论“二红”改编的得失,固然仁、智所见殊异,也难说“二红”皆臻化境,但是,“二红”的创造,特别是浸渗于对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氛围总体把握上的气度、胸襟和美学精神,恰恰体现出中国有出息的艺术家被改革的时代所唤醒的以民族文化为根而敢于问津并营造影视“大工程”的自觉意识。这种艺术的“大工程”,在10年或20年前,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主要是不具备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特历史机缘以及艺术家在弘扬民族文化上的大度和自觉。
有人问电影“红楼”的总导演谢铁骊:你将怎样拍摄这部巨片?谢导剖白说——“我只是真诚地、尽力地来忠实原著,体现原著。我不希望观众在影片中寻觅导演的踪迹,只希望影片能将观众带到那遥远的过去,从封建制度下的人物命运中获得感受,引起思考。”
电影“红楼”,贵在忠实原著并得原著之精髓、神韵,着笔于“红袖啼痕,情痴抱恨”,以宝、黛的爱情悲剧(同时亦是叛逆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人生悲剧)作为叙事轴线,呈现出一首含有非常深刻的沧桑之感的历史挽歌。大观园,俨然被赋予一种历史的寓意和象征,那是荣、宁二府的“国中之国”(宝玉与金陵十二钗们的“女儿国”)。这里有宝、黛纯情的初恋,宝、黛、钗的婚姻纠葛,青春和人性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苏醒及其悲剧式的抗争,这里还有曹雪芹式的对往昔如梦岁月的追怀和悼念,这里更有纵贯、渗透于“红楼”全书的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的砉然幻灭。正如有正戚序本“脂批”所写的:“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是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只爱蝇头。一番遭遇几多愁,点水根由,泉涌难酬。”这种挽歌式的沉思、忧愤、悲戚,在银幕上不止濡染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叙事氛围,更一层层被烘托成一种可感可兴却难以言传的审美境界。在我看来,电影“红楼”之所以能在文化品格和气韵上高出电视剧“红楼”一筹,症结端在对于此种说不透道不尽的审美境界的营造。
在电视剧“红楼”里,那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固然使它赢得众多观众欲罢不能的意兴,但却失之于叙事的拘泥而难于诱发人们思绪的迁延和凝聚(至于对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重大改动,诸如凤姐草席裹尸、宝玉沦落行乞等则未免失诸轻率,犹如做成“夹生饭”令人扫兴)。而电影“红楼”的改编与摄制,谢导与其主创人员在艺术的总体把握上,精心、大度而游刃有余,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格调和深沉、凝重而富于历史张力的悲剧境界,在艺术叙事上则又颇注重雅俗合流、虚实相间、疏密有致,且通篇着意于悲剧诗情的皴染与提升。就结构、章法而言,编导不强调动作、情节的连贯性,而采用小说式的散点铺叙,宏大处如“可卿出殡”、“元妃省亲”,极尽“烈火烹油”般的豪华、鼎盛;细密处如“黛玉葬花”、“芙蓉诔祭”、“潇湘焚稿”等,更是情意深切,感人肺腑。就在“红白二事”之中,早已预示了封建末世般的悲凉,如在贵妃省亲的皇家礼节、典制、仪式的铺排之间,便娓娓地描述了诸般人伦、人性被皇权、礼教所窒息的悲情。作为“二谢”(谢铁骊、谢逢松)的得意之笔,我以为,集中地体现在以大观园里春夏秋冬之递变来“曲演红楼”,一则折射了贾府这个封建权势之家由“钟鸣鼎食”而破败衰落的历史过程。二则以大悲剧的力度,揭示出宝、黛、钗之间爱情婚姻纠葛的复杂内蕴和人生况味——那是贾宝玉叛逆封建礼教、蔑视功名利禄的人文理想的大幻灭,自可卿、金钏、晴雯而黛玉,这些纯洁、娟美的女孩儿,一个个离他而去,悲凉之雾乃怆然四合。就艺术的感染力而论,自“葬花”(春去也)以降,更以“抄检大观园”遽然急转,到黛玉泣血而终,贾母的“哭黛”和“告天”,一层层叩击出人间大悲剧的强音,达于再造“红楼”,“几可乱真”的境界。若非艺术的大手笔、大气度,是很难达于此等悲剧审美的境界的。
更难得的是银幕上“一台无二戏”的群星荟萃的演员阵容。夏钦之饰宝玉,虽差强人意,但表演较纯较真,到三、四集之后渐可取信于人。刘晓庆之饰凤姐,在“协理宁国府”等段落,用力过狠,反倒浅露;到后面才渐与角色的复杂性格相合而时有“华彩”闪现(如“凤姐托孤”等),也属难得。陶慧敏的黛玉,李秀明的元春,李勇勇的晴雯都是称职而颇具感染力的。最见艺术功力和才情的创造,当推林默予所演“老祖宗”、赵丽蓉所扮刘姥姥以及傅艺伟所塑造的薛宝钗。如贾母的“哭黛”,既有“是我弄坏你了”的忏悔,又有“你也忒傻气”的自我开脱,深刻呈现出这个出身侯门、唯我独尊,既通于人情世故、事事精明,又深谙维护封建礼教、家族利益之要旨的“贾府尊长”,在裁决宝钗黛婚姻大事上的性格分裂性及其历史的厚度。在“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家族败亡关头,贾母焚香告天,这位老祖宗终于说出了“若皇天见怜,念我虔诚,儿孙的罪孽都由我一人承担”,更动人地刻画了这个末世贵族的末代家长向历史道别的悲怆心境。而赵丽蓉则富于变化地体现了刘姥姥三进贾府的沧桑之感、世态炎凉以及这个憨相可掬的老妈妈性格的乡土气和农民的狡黠。傅艺伟塑造的薛宝钗,有身分、有城府,既见气度又见深度,尤其是在被当作林妹妹而冒充新娘的喜庆时刻,却能将一个女人的痛苦深藏起来,显示出宝钗既作为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同时又是它的殉道者的悲剧形象的全部魅力。诚然,在这“一台无二戏”的演员的艺术创造中,更不难发现导演在对“红楼”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氛围总体把握上的悲剧力度和美学精神。
电影“红楼”改编中存在的明显败笔是,第一部的上、下两集,铺叙过多而进“戏”较慢,对可卿之死的处理亦嫌浅露;在对贾府环境的构筑上则嫌贵族气派有余而末世之相不足,这都给这部煌煌巨片造成难补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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