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现代派文艺的一个观念——“非人性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现代派文艺的一个观念——“非人性化”
陈慧
近年来，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及其思想观念大批地介绍进国内。这本身并非坏事，实际上也起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等积极作用。但不必讳言，那种饥不择食，食洋不化，不分良莠，甚至把人家的秕糠当作奇珍的现象，也确实严重地存在过。其表现之一，便是无原则地吹捧和照搬现代派的“非人性化”观念。有些论者，把“非人性化”赞为“现代观念”，甚至说它是人类对自身的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识”。流弊所及，在创作实践中照搬“非人性化”观念的也不乏其人，有些作者热衷于挖掘人的兽性、野性、原欲、非理性、无意识、性冲动等等，以为只有这样才算写得“深刻”，才能归入“新潮”。
看来，什么是“非人性化”，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想观念？对此不能不辨。
　　　　（一）
所谓“非人性化”，是指同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相反的一种思潮。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一直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高唱抽象的“人权”“理性”“自由”“平等”等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对自己阶级的“人”的信仰和崇拜。到１９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和社会危机的加剧，“非人性化”思潮便日益抬头。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上，传统人道主义信奉“性善论”；与之相反，“非人性化”力主“性恶论”，认为人在本质上与禽兽无异，而且这种恶性是无法改变的。在对“人”的能力的估价上，前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后者则认为人不过是荒诞世界所捉弄的可怜的玩偶。与之相反，前者崇尚科学和理性，而后者则推崇反理性主义，并认为科技和物质文明的进展只会给人带来更甚的压迫和异化。在人际关系方面，前者以个人主义为基点，幻想“自私”和“博爱”可以调和；后者则认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互相冲突”，厌恶“博爱”及其他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的虚伪，宣扬“非道德化”，采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以示对抗。在对人类前途的看法上，前者相信进步和成功，但大多带有铜臭味，其“乐观”则无非是盼望资本主义私有制永世长存；后者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全然绝望，但又看不到社会中的新生力量和人类的光明前途，把资本主义的危机看成是整个人类的末日，散布形形色色的悲观主义。总之，传统的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非人性化”则认为人实质上不过是弗洛伊德所断定的那种全由原始本能所支配的“兽”，或者是存在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孱弱无能的“虫”，不是冷漠残忍，便是卑微猥琐，本性无不自私自利，而且人人如此，永远如此，对整个人类都感到绝望。
　　　　（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人性论相对立，也同西方现代的“非人性化”思潮相对立。后两者，表面上看来似乎在互相反对，但其实质都是反科学、反历史的，同属于唯心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同“非人性化”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人的本质这些问题。“非人性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从而抹煞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把人性降低为兽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理基础，但是人的本质不是表现在其自然属性上，而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地方并不在于其自然特点，而在于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规定人的社会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制约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不论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都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支配的。
“非人性化”实质上是以夸大人的属性为手段掩盖人的社会属性。它总是把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阶级的社会属性，例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意识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等等，硬说成是全人类的自然属性和亘古不变的“原始本能”。传统的人道主义和“非人性化”虽各趋一个极端，其共同的本质则在于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意识，强加给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类，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本性。尤其是“非人性化”，把资产阶级日趋没落时期丑恶、腐朽、消极、颓废的意识，统统夸大为整个人类的天性，除了用“人皆如此”聊以自欺并自慰之外，哪里谈得上什么意识的“清醒”呢？
　　　　（三）
如果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么“非人性化”思潮，从其产生之日起，除了客观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精神危机之外，恐怕就很难说还有别的大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它客观上反映了趋于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传统信念和价值标准正在瓦解，资产阶级传统的世界观，即传统人道主义所说的“理性”开始破灭，依靠它已无法正确地认识世界。有些现代派作家，从“非人性化”出发，揭示资产阶级的现代“人”的灵魂空虚、丑恶和卑下（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人”和“空心人”），暴露资产阶级人际关系方面的损人利己、残酷可怕（如萨特所披露的“他人便是地狱”的境况），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灾难威胁下一些人的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卡夫卡以及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等所表现的种种反常的、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应当说是相当真实的，甚至是比较深刻的。对于我们，这些方面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是不能加以否定的。但是，“非人性化”那种抽象的、笼统的人性恶观点，往往使现代派以偏概全。他们从抨击资产阶级的人性，发展到否定全体人类；从不满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际关系，进而怀疑所有的社会和一切现代文明；从看到西方现代社会危机深重和没有前途，就认定整个人类社会已面临世界末日。他们的观念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散布对整个人类和社会的绝望感。
　　　　（四）
至于把“非人性化”这一套搬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来，则其危害性更不可低估。用“非人性化”观点去观察十年动乱、不正之风等我国社会中的消极方面，则必然抓不住要害，找不准原因，只会十分简单地把一切曲折、灾难和不幸都归之于人性之丑陋，散布悲观绝望情绪。用这种观点去描写我们民族的劳动人民，则必定会丑化群众，把他们“生物化”、“动物化”或“原始化”，热衷于渲染他们的愚顽、无能、病态，没有理性，缺乏追求，浑浑噩噩，否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蔑视人民的观念。用“非人性化”去表现历史，则把人类文明史贬低为动物的生存竞争史，甚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糟蹋成争夺异性的恶战，把妇女争取平等的圣洁要求丑化为“黑三角区”的骚动和报复，而把民族生命力也仅仅归结为野合、乱伦、械斗、仇杀以及其他种种粗蛮不文明行为，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去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则必定是非不分、美丑颠倒；或把一些社会渣滓的种种反社会的丑恶行径，津津有味地大加展览，以为这才是人的“天性”的彻底“解放”；或用阴暗的眼光看待一切，夸大支流，否定主流，把我们的社会写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更为严重的，则借来“非道德化”以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引进“反理性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假借“非人性化”的“反传统”、“反文化”和“艺术反叛”等时髦货色来背叛革命传统、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照搬现代派的“非人性化”的唯心史观，具有极大的涣散人心的腐蚀作用。它同我们所要弘扬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截然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要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要求人民在关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人格和权益，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而“非人性化”，则不仅散布种种萎靡不振的情绪，而且还借口“原始本性”公然鼓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极端利己主义等等剥削阶级意识，是永远“有理”的。这必将严重地破坏人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并不拒绝有分析地借鉴现代派，但一定要坚决同它所宣扬的“非人性化”等唯心史观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