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理论家——在纪念张闻天９０诞辰学术计论会上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理论家
——在纪念张闻天９０诞辰学术计论会上的报告
邓力群
今年８月３０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张闻天诞生９０周年。值此时刻，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研究如何正确评价和学习张闻天，是很有意义的。张闻天虽然也有过错误，但在党史上确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我党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张闻天曾经在党中央负过总责。他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一个很长时期不公平地受到打击，以致他的许多事迹和见解均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接着又批准编辑出版他的选集。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选集的出版，这位老革命家的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界也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于是有了今天这样一次学术讨论会。
闻天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师和上级。延安时期，他曾任马列学院院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又有一段在他的身边工作。在同他的接触中，面聆他对后辈循循善诱的教诲，目睹他的为人和作风，给予我很深的印象。不过当时我对闻天同志的了解是很肤浅的。直至中央为他平反之后让我过问他的著作的编辑出版，我才有幸读到他一生中多方面的论著，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他的一生历史和思想的发展。这不仅加深了我对他由衷的崇敬，而且深感到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继《张闻天选集》出版之后，今年又出版了他的文集（四卷本）的第一卷，我期待着其他三卷也能较快地问世。下面，我想就张闻天的理论贡献，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把这个武器用于我们这个处于世界东方的大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创造，同时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从张闻天著作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有过重大功绩，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张闻天作为理论家的一个杰出之处，就是他在我党历史发展的若干重要转变关头，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那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的许多重要的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他的一个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张闻天的论著和见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起而响应，欢迎这个思想武器，并开始传播它、研究它。可是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传播者的行列中，有一名“五四”当年仅１９岁的江南青年，他就是张闻天。他在“五四”爆发后仅３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问题》的文章，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唯物的历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并且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他的这篇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倾向的文章在同一时期青年学生中还是仅见的。尽管这篇文章还是一篇初学马克思主义之作，但却反映了当时张闻天思想处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张闻天也不例外。青年张闻天虽是很早就表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是就当时他的思想总体而言，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从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憧憬到最后作出理性的抉择，他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的过程，其中包括对各种外来主义的比较，以至远涉重洋对西方社会的考察。
他１９２２年１月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就大体上反映了早期张闻天进行政治理想选择的思考。在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指出，走“西洋人走过的”资本主义老路，是一条使中国社会“延长纷乱”，“会受无穷的痛苦”的路，是我们的“情意”和“理知”都不能允许走的路。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就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同年８月，他赴美国勤工俭学。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决心。当时张闻天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文章中所阐述的政治见解，却表现出与党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除了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之外，也说明张闻天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的转变是经过国内外的实地考察和充分的理性思考所作出的郑重的选择。
张闻天１９２５入党不久，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他学习尚未结业时，国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于１９２７年失败了。严重的挫折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考验。坚定者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另一些人则动摇、后退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创出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之路。而这时的托陈取消派则竭力宣传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性质。如果这种理论能够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就失去了依据。
面对这场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起而应战，于是引起了一场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回国后不久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不仅领导了论战，并且化名刘梦云写了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谬论。文章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殖民地的理论，将中国的经济特征作了系统的剖析。文章一方面肯定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另一方面详细论证帝国主义如何“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在农村中如何“维持着封建的剥削”，造成“生产力的不发展”。这篇引用大量数据资料的经济论文，不仅在当时是一篇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文章，而且对于今天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过去人们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张闻天。今天终于完全弄清，他在３０年代初为捍卫党的基本纲领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
在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的革命转变过程中，放在我们党面前的问题除了坚持基本革命纲领之外，还有一个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比前一个问题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首先是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探索还受到当时共产国际“左”的指导路线的阻挠和限制，受到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思潮的干扰和影响。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通过艰苦的探索，方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为开创这条道路而作出贡献的领导人中，也应该包括一部分从错误中转变为正确而作出贡献的同志。事实说明，这是我们党从错误教训中获得转机，并走上胜利之路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张闻天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之一。
张闻天作为３０年代初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犯过“左”倾错误，这是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的，也是张闻天同志生前早就诚恳地作过检讨的。然而可贵的是，他在实践的教育下能够冲破“左”的罗网，自觉地转变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而忽视他在我们党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不了解他在突破“左”倾思想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
首先，在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上对“左”的思想的突破。王明路线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关门主义。张闻天执行过这一错误，然而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一错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他在上海提出要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１９３３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有可能而且必要同国民党上层分子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当时把统一战线限制在下层统一战线范围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在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他不但在１９３４年春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对李德、博古关于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尖锐批评，而且在长征前夕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阐述了下列正确的战略思想：军事方针要依照具体环境来“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军事转移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革命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战争的发展可能在有的地区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而在有些地区则遭受“部分的挫折”，等等。文章还特别提出反对搬用“教条式的药方”和“抽象的公式”；既要反对“拚命主义”，也要反对“逃跑主义”，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彻底摒弃“左”倾军事路线的思想基础，同时可以看出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也不是偶然的。而这篇著名的决议是我党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当时我党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引起整个民族危机的加深，另一方面民族的危机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激发了全国抗日的高潮。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纠正了过去“左”倾路线的一套方针政策，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步骤。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认真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了深邃的政治远见，同毛泽东、周恩来相配合，在中央领导集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许多史实过去人们很少知道，是这些年张闻天选集组同志从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中逐步发掘出来的。这里仅举他在此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见解。
第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问题。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张闻天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写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就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他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基本原则，他抓住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路线这个重要环节，并主持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为不久召开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作了准备。值得指出的是，张闻天不仅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而且按照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和毛泽东会后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成为我党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标志。
第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在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所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处理事变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关于持久战问题。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张闻天在一篇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刚有明显转变的时刻，张闻天又在新创刊的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的文章，对于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的命题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开始转变既要作肯定，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既不应夸大而产生“恐日病”，也“不能估计不足”。因此文章得出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而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这就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这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这对于当时人们坚定抗战的信念，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关于把握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他在强调反对主要错误倾向“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提醒人们防止右的投降主义。首先在他为中央起草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要求广大党员在克服关门主义这个主要危险的同时，又要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当着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之后，他在１９３７年５月２日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又指出：“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抗战初期，在王明竭力抹煞国共两党的原则分歧，贬低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时，张闻天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并坚持认为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他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抗战路线的贯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４０年代初，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利用了战局处于相对稳定的这一时机，发动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整顿三风为基本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运动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加强，党的优良作风的树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提出整顿学风问题时，张闻天就恳切地表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响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主动要求深入基层进行调查。１９４２年１月他亲自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他的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
首先，这次调查是一次对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亲自执笔以及指导调查团的同志写成了一批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后来部分散失了。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一部分调查报告，近年来还觅得了一部分张闻天本人的调查笔记，以及调查期间的讲话记录。这就为人们研究这次调查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次，集中体现张闻天这次调查工作在思想收获上的一个成果，是他在调查结束后写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他在这篇报告中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这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调查研究的报告，可以说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发挥，它的许多精辟论点对于今天我党思想作风的建设也仍然富有深刻的启示。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张闻天正是基于上述调查中获得的这样的认识，于抗战胜利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去做地方工作。在东北四年内，他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做过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和财经领导工作。由于他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深入实际，注重调查，因而在他领导的地区，剿匪、土改、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均取得出色的成绩。
根据地的建设也为张闻天的理论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园地。东北是我国最早获得解放的地区。就在东北全境接近解放，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开始向城市转移，制定经济建设方针被提到党的面前的时刻，中共东北局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受东北局委托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之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提纲》的一些思想。《提纲》遵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份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份文件不但表现了张闻天的理论造诣，同时体现出他长期调查研究的功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从来不把外交工作看成仅仅是礼仪应酬的外事交往，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调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研究国际形势和外国的建设经验，为党中央制定外交方针以及国内建设各项决策提供形势分析和建议。他对那个时期我们党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朝鲜停战、日内瓦会议等所采取的方针都提出过重要的建议。
就在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由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发言，而蒙受右倾反党的罪名，遭到打击，从此被撤消了领导职务。他作为一个外交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作长篇发言，发言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很多人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都一概不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１９８１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张闻天的发言以及它的具体背景才终于被人们所了解。今天当人们读到他３０多年前的这篇发言时，除了可以看到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之外，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深刻的启示，有两点是特别值得记取的。
其一，发言认为造成１９５８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求成过急”。他不仅列举种种事实说明这种错误的表现，而且摆出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来说明这种“求成过急”思想的危害，并由此提出人们应当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使经济工作得以稳步地按比例地发展。人们总结４０多年经济工作经验，根本的一条也就是反对指导方针上的急于求成，要求保持国民经济稳步、持续、协调发展。以此对照张闻天３０多年前的发言，不能不令人钦佩这位老革命家的真知灼见。
其二，发言还郑重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发言认为造成浮夸之风盛行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民主风气缺乏。号召下面敢于批评固然重要，但是问题还在于“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发言指出，“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这样一篇深刻剖析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错误的教训的发言，当时不仅没有获得采纳，而且由此使张闻天本人蒙冤达１７年，直至逝世。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庐山错案平反，这是我们党郑重对待自身错误并能纠正错误的表现。随着张闻天错案的平反，他的这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发言也被收入选集。相信这篇发言的宝贵思想将会被人们记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份共同精神财富。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逆境中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抱怨，相反，萦绕于他脑际的仍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澄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错误的究竟，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他又进一步求教马列，认真读书，每有领悟，就写成读书笔记。直到“文革”前为止，他写下的这批笔记形成为文稿的就有四五十万字。其中不少重要篇章，如《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等已收入了他的选集。从这批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思想实际是他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言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笔记反映他思索的一个重点是如何从客观历史进程中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轻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经济建设中的急性病往往同这个错误理论观点相关联。为了正本清源，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这篇笔记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历史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担负着准备好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一切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的光荣任务，所以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尤其要看到在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还向人们指出：“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他认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笔记反映张闻天思索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当时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失误，是同认识不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性有关。“左”的思潮的泛滥反映出人们头脑中存在着严重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普遍存在着一种只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张闻天在笔记中批评说：离开生产力而谈生产关系，必然要陷于主观唯心主义。“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这不是‘生产力论’而是历史唯物论。”因此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如此明确地反对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在于坚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回顾６０年代初，我们党为战胜经济困难，继续克服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经济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生产的增长很快走出了低谷。然而，从今天看来，也还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其中有一条是，在经济方面纠“左”的同时，却未能在理论方面，从一些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左”的错误。这样，经济上的纠“左”也就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巩固的。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不断升级，政治指导方针方面很快地又走上“左”的大发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发生了。对照６０年代初这段历史来看张闻天上述这些论述，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见解，这里不仅坚持了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深化了一步。这样的论著尽管当时未能发表出来，仍然应该承认它在实际上起了填补这个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个空白的作用。
“文革”开始后，张闻天备遭磨难，理论研究也被迫停止。然而正如他生前所说，“思想的波涛是禁不住的”。他１９６９年被遣送广东肇庆之后，人身尚遭受监视，而两年后在相对稍有写读自由的条件下，便又开始了他的理论探讨工作。１９７１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促使很多人冷静下来思考“文革”中的许多问题。而这位老革命家则比一般人思考得更深更远。正是在这个时刻，张闻天写下了被今天人们称之为“肇庆文稿”的一批文章，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文，它实际反映了这位杰出理论家思想的最终升华。
这批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它虽然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突出政治”的鼓噪而发，而它所阐述的意义则要深远得多。它不仅郑重地阐明“经济最终决定政治”这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再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最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文章提出了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许多精辟论点，如：“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应该理解为政治要“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等等。文章虽然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空头政治”和“政治决定论”，但是却没有丝毫忽视或贬低政治的含义。文章说：“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所有这一系列论点实际上都包含着当时对建国后２０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而今日看来也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遗文中还留下了这位老革命家晚年对党的建设问题深刻思考的记录。他在文稿中尖锐批评了“文革”中一系列违反党内斗争原则的错误做法，尤其是深刻地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警告人们：“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须知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来自群众，并由实践来检验。“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
难得的是，以上这些论述和见解都是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提出的。令人感叹的是这位老革命家没有能亲眼见到“四人帮”倒台就溘然逝世。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两篇遗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不仅使得人们思想上一些长期混乱的理论问题获得了澄清，而且充分使人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人在错误潮流面前表现出的一股浩然正气。
张闻天离开我们已经有１４年了。当我们在今天纪念他的生日时，历史又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自然远非张闻天在过去那种条件下的认识所能相比。但是，实践在发展，认识无止境，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今天也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在继续探索的进程中，这位一生探求真理的老革命家所坚持的精神和道路，还是一份十分可贵的遗产，值得人们特别地珍爱和继承。我在这里略为提出如下几点，与同志们一道来研究、讨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唯一的思想武器。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求，才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找到了这个真理。张闻天这位“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纵观他的一生，最为可贵的精神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一贯的忠诚。“一朝闻道，终生不渝。”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他人生的道路，他一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不论是斗争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遭受如何的冤屈打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都始终不变。
尤为难得的是，建国后在我党发生严重失误的时刻，张闻天在遭到暂时孤立的环境中，他不仅没有丝毫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摇，而且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张闻天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提出的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和论述，恰好说明过去造成的失误并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由于对它的错误的理解和运用。这一点也是对那种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曲解为马克思主义“过时”或“失灵”说法的一个很好的回答。因此，这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逆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表现，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牢固树立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增添了光辉。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在如何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积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张闻天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也正在于他坚持了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虽然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就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生，这种结合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认识上也是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早期选择革命前途理想的问题开始，实际上他就有过结合国情的思考；后来就是在他犯“左”倾错误的时候，也还有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论著问世；也正因为他求真务实，所以又能较快地在实践的教育下，获得从“左”倾路线向着正确路线的转变，从而为推动我党历史的转折，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延安整风之后，他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思想更加自觉，行动更加坚决。此后不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他都把调查研究放在基础工作的地位。他每到一处总是以向群众学习的谦虚精神和从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对那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甚至在“文革”期间遭受监视的环境下，他都争取一切机会，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到群众中去进行访问。他可以完全称得上是把我党延安整风的求实精神贯彻到底的优秀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研究本国国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对国际、对时代的宏观研究，在注重实际调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书本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马列著作的钻研。因此，他作为中国的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书本学习与实际调查、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这三方面的结合上，是做得比较全面的典型。而这样的典型，对于我们今天在为现代化而奋斗的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值得很好学习的榜样。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它并不是所有阶级和个人都能掌握和利用的。要做到掌握它和精通它，就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张闻天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同他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分不开的。诚然，他早期受到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很早就以拯救中华为己任，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是因为这个真理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无其他。他生前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每一篇文稿都倾注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热情，凝聚着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血。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他的理论贡献在今天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日益放射出它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