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汪新
半个世纪前的１９３９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极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最大的和据有中央政权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在这年初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后，政策急剧右转，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和把战后中国引向光明前途。当时高举着抗日、团结、进步、民主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一起，以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思想为根据，共同发动了一场旨在抵制国民党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运动。
　　　　民主宪政火炬首先在重庆燃起
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咨询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始举行了一届四次会议。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等２６人向大会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为先声，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等党派的参政员纷纷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甚至连国民党参政员孔庚也提出了要求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的议案。在上述议案的基础上，大会于９月１５日达成了《请政府明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随即决议予以批准并提交政府。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蒋介石亦不得不根据这一议案，指定了以黄炎培、张君劢和周贤为召集人，由各党派代表组成“宪政期成会”。民主宪政运动序幕就此揭开。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由沈钧儒、张澜和章伯钧等１３人领衔发起，在重庆银行公会，邀请包括董必武、吴玉章以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内的各界人士百余人，举行了首次宪政问题座谈会，集中讨论了宪政与抗战的关系，宪政与建国的关系及如何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深入的问题。与会人士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积极投入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并使我国在战后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还一致赞同将座谈会继续举办下去，并将发起人增为包括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在内的２５人。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决议，“定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１２月，由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孔庚、章伯钧、左舜生、史良等组成的“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立案获准成立，随即展开工作，协调各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开展。随着民主宪政火炬在重庆的燃起，在战时首都的影响下，成都、桂林等城市也相继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民主宪政之火，在其它地区也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解放区有着更为夺目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战后解放区，虽然条件不知比重庆等城市恶劣多少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民主宪政运动更是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开展。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日和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两次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指出：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我党各级组织应运用这一决议，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这一年的１１月２４日，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８９人还发起了筹备建立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很快，延安妇女、青年、商人、文化各界的宪政促进会就陆续建立起来。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日，延安又召开了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吴玉章当选为该会理事长，毛泽东等４６人当选为理事。毛泽东并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重要演讲。大会还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了四条主张。“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要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曰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曰全国应当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这就揭露了国民党在宪政问题上欺骗宣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问题的根本主张。此后不久，在山东、晋西北、皖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地区内，也纷纷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宪政期成会以及其它类似组织。解放区的各报刊也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民主宪政问题的专论和报道，形成了巨大的声势。解放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宣传上。同年初，在中国领导敌后人民收复失地后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普遍开展了边区、县、区和乡四级参议会、代表会，以及边区行政委员会，县区乡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并于年中胜利完成。从而成为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集中的实践表现。同样，在山东、晋西北、华中等地建立的各级敌后抗日政权，都是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出来的。这就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区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参与意识，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积极投入抗战的主动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使解放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放射出了璀璨夺目的光辉。
　　　　石在——火不会绝
民主宪政运动的广泛开展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它看到人民要求的是国家政治中的真正民主化，便开始感到恐惧，开始千方百计压制这一运动的开展。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历时１０天，终于制订出《五五宪章修正草案》。并随之将其提交给４月１日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讨论。宪政期成会还向大会提出一项补充建议，即：国民大会闭会期间，应另设“国民大会议政会”的常设机构，以监督政府实施宪政和讨论国策，围绕上述草案和建议，国民党参政员与其它党派参政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蒋介石则利用议长身份发表意见，诡称将两种意见和草案一并转交政府“斟酌处理”，实际上是将草案和建议无限期搁置起来。到了这一年的９月，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干脆宣布，原定１１月１２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会议日期另定。同时，开始采用种种办法限制各宪政团体的活动，对中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迫害亦进一步加强，也根本不再谈什么宪政词句了。到１０月，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民主宪政运动也就被压制下去了。但是，高举着团结民主进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各抗日民主党派也仍然在为民主宪政奔走呼号。石在——火不会绝。民主宪政之火并没有熄灭，仍在悄悄燃烧。
此后，国民党先后发动了第二、第三两次反共高潮，全面加强了一党独裁统治，但这却带来了它的政治经济的更加腐败和军事上战斗力的严重衰退，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不满。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党不得不于１９４３年９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重提实施宪政问题，并作出决议允称：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９月１８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同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政论文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亦纷纷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提出实施民主宪政的要求。１１月１２日，由各党派、无党派各方面代表５４人组成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告成立。１９４４年元旦，由民盟中央常委、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创办的大型政论杂志《宪政月刊》在重庆发刊。接着，由《宪政月刊》社出面，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等主持下，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也得以恢复举行。２月１３日，张澜、邵从恩、李璜等也在成都发起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展开活动。２月下旬，在延安召开有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出席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布重新恢复活动。接着，各解放区的宪政团体也先后恢复了活动。这样，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民主宪政之火都重新熊熊燃烧起来。
　　　　为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鉴于民主宪政运动再次高涨起来的形势，为了推动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明确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国民党所谓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允诺，仍不过是政治欺骗。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还要求自己的党员，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以达到战胜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各抗日民主党派从１９４４年１月到５月，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频频举行宪政座谈会和集会，并接连不断地在各种报刊，如《新蜀报》、《华西日报》、《云南日报》、《秦风日报》上，发表宣传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论文章。５月２０日，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５个民族工商业团体，联名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公案之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为标志，民族工商业家也加入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来。运动在青年学生中的反响更是异常热烈，各大学校园经常举行抨击独裁腐败时政，宣传民主宪政的报告会和演讲会。至此，除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几乎都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使运动在国统区形成了巨大的声势。也就在这一时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日本侵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令中外惊诧的豫湘大溃退。这正是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政治经济上严重腐败的集中反映。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民主宪政运动开始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在即，中共中央向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王若飞发出了重要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大与伪宪法。林伯渠旋即执这一主张，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后者认为，以林伯渠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用个人名义提出这一主张为宜，也有利于他们表态支持。这一建议为中共所接受。９月１５日，林伯渠在报告之后，郑重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中共的建议迅速获得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９月２４日，包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冯玉祥在内的重庆各界５００余人举行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接着，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先后发表谈话和宣言，主张“结束党治”，“依法成立民主的政府”。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向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明确和集中的斗争目标，民主宪政运动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自此，中国人民就在中共这一新的号召下，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及在战后实现建立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这一光明前途，又开始了新的奋斗。而这段历史，也就生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地位，的确是由于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远见卓识，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反映人民愿望，和它一贯站在斗争前列，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而自然形成的。同时也证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确有着历史上的渊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为实现中国团结、进步、民主的光明前途，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４０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