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怀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
薛暮桥
张闻天同志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致力于搞理论研究，为指导实际工作写了一系列文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他写的有关文章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内思想极度混乱。张闻天身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为了捍卫党的“六大”所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同托陈取消派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他曾写了洋洋四万多字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详尽地说明了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广泛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当时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因为这是决定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的根本性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对于反对封建势力，在社会上思想还是很混乱的。国民党中以陶希圣、戴季陶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宣传“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就已脱离封建制度阶段。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认为，“无论由政治上看还是由经济上看，中国现在绝对没有封建阶级”。在苏联，也有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已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加商业资本主义化了。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张。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就认为中国自耕农占多数，农民受地主的压迫不如其它国家，但受贪官劣绅军阀压迫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所以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漠视农民问题（详见《旧中国的农民经济》第１卷，３１８页）。在“八七会议”以后，他不接受党中央对他的批评，此后就投入托洛茨基的怀抱，认为“四·一二”以后蒋介石统治中国，“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封建势力只是某些微乎其微的残余”，目前中国并无革命局势，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他所组织的“无产者社”，通常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这时陈独秀仍自称反蒋，他和他的干将尹宽等被关在国民党的牢狱里。但是他的支持者如任曙、严灵峰等则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摇大摆，抛出《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本小册子，大肆宣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反对“六大”所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这些书籍被国民党利用来反对共产党和农民土地革命。在１９３１与１９３２年，这两本书曾经畅销一时。我党王学文、潘东周两同志虽然在《新思潮》杂志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正确地叙述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是在任、严这两本著作以前，而且成为他们批判的主要对象。不久《新思潮》被查封了，使任、严两本小册子能够猖狂一时。在这时候，张闻天同志用刘梦云的化名亲自写了上面所说的论文，１９３２年４月在《读书杂志》第１卷第４、５两期合刊发表，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完整而且较深刻的著作，至今对于研究当时论战的内容仍然有重要意义。可惜由于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进步书刊发行困难，此文鲜为人知。现在虽然出版了《张闻天选集》，但限于篇幅，只发表了该文中的一小部分，远不能窥见全豹。只有展望出版社出版的《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全文发表，但此书销售量不多，已难找到。最近查到１９８４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载有此文全文，但仍用刘梦云的笔名，未说明这是张闻天的著作。我认为，有志于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同志，很有必要阅读全文，以便系统地了解历史上的这场争论。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共分七节，内容是：一、把握着问题的中心？还是不了解问题的中心？二、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见剥削关系，这是任曙这类人的基本错误；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紧；四、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五、是中国的经济繁荣，还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六、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七、革命性质与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张闻天选集》所载《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是全文中的第三节，这是全文中最重要的一节，但并不能够窥见全豹，其它各节也有极为重要的内容。当时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这篇文章流传很少。《读书杂志》出版时，我与钱俊瑞、张锡昌等同志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整理我们所调查的农村经济资料，耳闻目睹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了任、严的著作，很想写文章予以驳斥，因受理论水平限制，未敢动笔。为此我们曾去找“社联”求助，不料恰恰遇到一个“左”倾盲动主义分子，他不向我们介绍这篇文章，而批评我们是“学院主义”，要我们到马路上去写标语。不久社会科学研究所迁离上海，我到广西桂林教书去了。１９３４年我回上海编辑《中国农村》，当时有几个托派分子进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内容也涉及任、严所提出的种种谬论。当时，我们是暗中摸索，依靠我们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是依靠我们亲自调查的大量的农村经济资料，才在论战中取得巨大胜利。到８０年代，我们编辑《旧中国的农村经济》时，冯和法同志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破旧不堪的《读书杂志》。由于该文署名是刘梦云，但不知是何人，后经过王学文同志证明，他就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这时我们如获至宝。假使我们早已看到这篇文章，我们在论战中就可以较为省力了。
张闻天同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全面，后来我们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所有论点的主要部分，他在那时已经几乎都提出来了。当然，由于条件限制，那时几乎还没有科学的农村调查资料，他的著作主要限于理论探讨。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论战弥补了这个缺点。由于我们亲自作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能够把问题讲得比较透彻。我们在论战中引用了这些资料，写出许多系统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过去由于绝大多数同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没有见过张闻天同志的这篇文章，人们往往把论战的胜利归功于《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年青人把我们当作三十年代经济学界的“黑旗”来批）。现在看来，张闻天同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
众所周知，张闻天同志早年曾经参加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集团。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方面，并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由于他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转变很彻底。《张闻天选集》中选录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以及《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目前形势下党的策略》等文章，对于把党的斗争矛头转向抗日，并为此而调整党的策略起了应尽的作用。
我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曾经反复读过刘少奇同志关于反对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文章，对张闻天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特别感兴趣。这封信中所说仍搞工人运动的同志“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是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不宜公开活动，把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改为像“救国会”这一类的群众性组织，“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如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这类公开的组织”，等等，我认为极为重要。这些意见与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我在这个时期对白区党的某些“左”倾冒险活动感到迷惑不解，不敢反对，又不敢盲从，１９４２年整风中读了刘少奇同志两篇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看了张闻天同志的这封信，才知道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经党中央正式批准并再加发挥的。
《张闻天选集》中另一篇使我深深关注的文章，就是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５日在东北发表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据我所知，他最早系统地提出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和对这五种经济成分应采取的政策。早在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就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此外，在许多文章中强调组织小生产者建立合作社经济的重要作用。新中国诞生前夕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毛主席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的五种经济成分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对它们的政策，这是更完整地提出新中国的经济纲领。关于我国五种经济成分在党内不是毛主席首次提出，这年２月８日刘少奇同志就对党中央机关工作同志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讲话，指出那时将有五种经济成分，并指出供销合作社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谁战胜谁所能起的重要作用。由于这不是一次正式会议的正式文件，没有收入他的选集中去。后来得知比这更早的还有张闻天同志的这篇论文，内容相当详尽，同后来毛主席的讲话基本一致。当然毛主席的讲话是集几个人的讲话的大成，是我党对这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件。
更有意思的是，张闻天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的讲话，都提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小生产者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重要关键。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说：“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用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供销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这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同志在１９４９年初曾说：“我们今天要同资本家竞争，谁领导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用什么办法领导市场，不用行政命令，而必须通过供销合作社，用商业办法战胜资本家”。所以，接着他们两人都详细地研究了供销合作社问题，各自发表了几篇文章。《张闻天选集》中《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民小商品经济，就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对千千万万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联系和领导。”
《张闻天选集》的出版，使大家知道张闻天同志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在庐山会议批评“大跃进”的发言，这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肯定会受到读者高度的赞扬。此后，他虽被撤去一切领导职务，当了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特约研究员，但仍埋头写作，写出《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等巨著。特别是１９６２年他还亲自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进行调查，写出《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他在此文中所提出的政策，大体上接近于现在我们所实行的政策，当然在当时不可能被采纳，但现在来看是有更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