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之我见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比较文学之我见
季羡林
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显学，在中国也正是方兴未艾，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
然而，若干年前，外国学者有的已经发出了比较文学有了危机的呼声。当时对这个危机声，也没有过细地去推敲研究，只不过是“只等秋风过耳边”而已。
可是，最近中国方面也有人扬起了比较文学危机的呼声。这就促使我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我感觉到，这样的呼声不是没有根据的。
危机何在呢？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呀，比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是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自己往往如堕入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
我觉得，这就是我在北京市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灵机一动的根源。我那个简短的发言颇得到几位比较文学老前辈的首肯，可见我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代表性的。
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已故陈寅恪教授在１９３３年《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写道：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这一段话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我曾在一次会上讲到，我希望年轻的比较文学者们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其最基本的动机，即在于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真想搞比较文学，至少必须通中国文学，另外再通一门外国文学，不能精通，也要稍通。对中外文学的理论和发展规律要有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至于乱比、瞎比。比较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因此，我奉劝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年轻朋友们，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再难一点；越看得难，就越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