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星！中国心！——写在我国第２８颗卫星上天之际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中国星！中国心！
——写在我国第２８颗卫星上天之际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陈继明
此刻，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正遨游在太阳同步轨道；此刻，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专家们正打点行装，准备凯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发射了２８颗“中国星”。航天工作者肯定地告诉记者，他们还会一次次集结，要把更多的卫星送上太空！
　　“外国有的，中国也要有！”
发射卫星，先得有火箭。
那是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南汇县东部的海滩上，我国首枚“Ｔ—７Ｍ”探空火箭拖着长长的火舌升空，飞行高度８公里。
这是多么不易的８公里！当时苏联撤走援华专家，一些国家对我实行严密的封锁。为了共和国的自尊，中国专家们发奋图强。在上海江湾机场，他们改造了一座旧碉堡作火箭发动机试验台。没有控制两级箭体分离的定时装置，就买来小台钟进行改装；没有专用的火箭燃料加注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为压力源，加注推进剂……
第一枚火箭升空后三个月，毛泽东主席即到上海视察。当听说火箭完全自行研制而成时，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８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８公里、２０公里、２００公里地搞上去！”
８０年代初，作为我国第一颗试验气象卫星总设计师的孟执中遇到了这样的选择：是打一颗低水平的卫星还是瞄准世界８０年代的水平？气象卫星一上天，全世界都可接收，如果水平太低，影响祖国的声誉。“外国有的，我们中国也要有！打一颗高水平的，为中国争一口气！”孟执中的想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赞赏。
１９８８年９月７日，他和同伴们刚把第一颗“风云一号”送上天际，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转入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的研制。
中国的经济状况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却始终跟踪着世界航天列强：
１９８４年４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１吨多重的通信卫星送入３６０００公里高度的转移轨道；
１９８８年９月，第一枚“长征四号”火箭发射成功我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试验气象卫星，创造了中外航天史上大型运载火箭首发就取得成功的罕见纪录；
今年４月，他们又把１２４４公斤重的“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正在走向世界；
发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又使中国跨入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发射和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行列！
　　力争箭箭成功
通向太空的路，同样崎岖不平。
１９７９年的一个夜晚，我国研制的一枚火箭发射一颗试验卫星。
当火箭洁白的身影徐徐升起到数十米，突然“轰隆”一声，火箭爆炸了。霎时，发射基地一片沉寂，不少人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科学实验允许失败。苏联１９６０年发射一枚洲际运载火箭时，一点火就发生了爆炸。法国、美国的火箭发射都有过失败的记录。
然而，上海航天局总工程师孙敬良急了。他心里装着这样一笔帐：美国在航天方面年均投入８０亿美元，苏联每年２００多亿，而我国的总投资少多了。
“这是祖国人民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我们穷，失败不起呀！今后说啥也要力争‘箭箭成功’！”他的话也是空间专家们的共同心声。
火箭大发动机是箭的“心脏”。针对其振动大、可靠性差的弊病，上海新新机器厂的科技人员大胆修改原设计方案，采取一系列减振措施，大幅度减少了发动机的振动强度。
箭载计算机是箭的“大脑”。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对其元器件逐个“复查”：高温试验——一间６平方米的小屋，温度被升至６０摄氏度以上。第一个人赤膊进去测试，干不到半分钟，就呼吸困难地跳出来，下一个人紧接着进去。七、八名男科技人员，每次要连着干五六个小时。接着便是零下４５摄氏度的低温试验——不厌其烦地测试、改进，终于使箭载计算机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凭着对祖国的高度负责精神，上海火箭工作者的夙愿实现了：８０年代以来，上海承担研制１２颗卫星的运载火箭，创造了无一失败的记录！
　　　　再苦也要多发几颗中国星
我国的航天工作者都是航天事业的“拚命三郎”。１９８８年，一家制造火箭平台的工厂甚至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科技人员连续加班加点而得到的报酬却极少，妻子奇怪了，一封信写到厂里，问他的丈夫是否犯了错误，下班回家很晚，而拿回家的钱怎么还是那点“赤膊工资”？但航天战士们有滚烫的中国心，他们纷纷表示“国家有困难，我们能理解”，“再苦也要多发几颗中国星！”
——朝鲜族研究员李相荣出任“长四”火箭副总设计师后，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发射基地度过。长年的劳累使他的胃窦炎时常发作，疼痛难忍，但他仍不肯歇脚。上大学的儿子心疼了：“爸爸，你为什么一定要累成这个样子？”“爸爸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让祖国的航天事业赶上发达国家！”李相荣动情地说。
——气象卫星扫描辐射计课题组长、研究员龚惠兴经常带着同伴，通宵达旦地工作。有一年，研制工作在远离市区的地方紧张进行，他父亲病危被送进医院。龚惠兴没有离开试验现场，直到父亲临终前夜才赶到病榻前，但已来不及同父亲说最后一句话。这位刚强的汉子哭了：“为了工作，父亲是会理解我的。”
在上海仪表厂，“长三”火箭平台主任设计师余福良的故事同样催人泪下。他曾主持研制大小火箭平台４５套，前后参加过１０多次火箭发射工作。去年１月，他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手术醒来后，他坦然地问医生：“请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我要安排未了的工作。”医生被感动了，如实告诉他：“如果做好大剂量的化疗和气功，可以活３—５年。”“好，那好，我还可以干几年。”为了争取时间，余福良一连做了１０个疗程的化疗，继而又是每天清晨５时起来做气功。长时间化疗引起的低热乏力和恶心呕吐，他都挺住了，最要命的是做气功时的“意念”常常转移，脑海里朝思暮想的总是火箭平台。他实在等不及，没等病愈就急急上班了，到车间分析平台故障，撰写科研报告，还一次次加班做实验。
这就是我们的航天战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含辛茹苦研制出了火箭、卫星，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福音，而且也一次次点燃起人们的爱国热情。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国星！
中国星，将永远激荡亿万颗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