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大写意——看影片《黄河谣》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命运大写意
——看影片《黄河谣》
向兵
广袤黄土荒原，千年黄河故道。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西影新片《黄河谣》（导演：滕文骥）展开了一个命运抗争的故事。
可以说，《黄河谣》所讲的是一个有关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的传统故事。其叙述方式同样也是传统的。它以人物的戏剧冲突为整体结构，在不见时空交错的线性蒙太奇中，将主人公当归的经历娓娓道来。在这个故事中，影片没有悲悲切切地渲染当归的贫穷困苦，而是着力描写他在苦难中的顽强抗争；同时这种顽强抗争被表现为百折不回的坚韧，从而构成了影片深沉而昂扬的基调。善良、刚正的当归，和他最初的人生教师防风叔，以及那个含着眼泪走向人生的红花姑娘一样，是黄土地上不安于命运的人。当得知红花要嫁的柴老板是个“废人”时，他们毫不犹豫逃了出来。当红花被抢回和“废人”成亲时，当归又气又恨要夺回自己的情人。然而最终他在柴老板的门口停住了脚，只以一阵愤懑的唢呐发泄心中的怒火。深重的苦难教会了他生存。正是以这样一种苦难命运磨砺出的坚忍，和坚忍中的韧性抗争，当归硬挺着走过红花被霸占，防风叔遭瘟疫，柳兰得而复失等一次又一次厄运。终于看到了黑骨头的毁灭，亲手送樱子走出千年故道奔向黄河彼岸，实现了几代人不屈不挠传递的向往。由此，《黄河谣》有了一个情节紧凑，结构完整，观赏性较强的故事。
然而，《黄河谣》毕竟不是在重讲一个个人命运的老故事。它的镜头没有停留在当归的几回爱情纠葛，和他与黑骨头的尖锐冲突上，作展开的描述；也没探向人物心理作细腻的刻画。影片以大写意的手法表现主人公不屈抗争的一生。它在对故事的粗线条勾勒中，调动声、画、光、色的造型手段，着力渲染氛围，营造意象，努力构成一种故事平面下银幕影象的整体象征。
山崖突兀，沟壑纵横，广阔的黄土地旷远而深邃；粗犷的“花儿”从荒原深处隐隐滚过磅礴大地；牲灵队仿佛从悠悠岁月中踽踽而来，缓缓远去……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反反复复一再出现，直到随牲灵队走来的当归，最后仍随着它消失在亘古的黄土地上。从而使得壮阔雄浑、苍凉悠远的造型空间，构成了一种富于历史感和整体象征性的情绪氛围。影片从一开始就说黄河，唱黄河，但黄河到最后才出现在年迈的主人公面前。它和苦难中坚韧的当归一样，在作纵深感表现的长镜头里，不见自天而落咆哮奔腾、惊涛裂岸的形象；它成了一脉蜿蜒不绝的绵绵长河。而这条东方大河正是以这种九曲迂回的常态，冲决阻碍奔流到海的。同样，它所滋润的黄土地，在单调的驼铃，久远的“花儿”中呈现出静止的状态。可是在这几乎凝滞的沉郁中，却有生生不息的潜流在奔涌。影片中最热火的闹社火一场戏，便是这种生命力搏动在欢闹形式下的一次最外在的表现。那气势磅礴的社火舞，和当归那“一年一年又一年，脚踏黄土心坦然”，“咱把那东山日头背西山，一路风尘上九天”豪放的歌声，以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构成了影片昂扬的华彩乐章。影片的音乐造型以粗犷的西部民歌风为基础，宽广而富于力度。不管是影片开始，丁冬驼铃牵出在唢呐、管子、锣鼓交织中奏出的充满生气的第一乐章，还是在逐次展开人物的苦难历程中，都少见哀婉、悲切的音乐表现。当归终于送樱子渡向黄河对岸，这时黄河船夫号子带起的乐句激越、昂奋，汹涌澎湃一泻而下。它们和着壮阔的画面，以撼人胸臆的视听冲击力，构筑起恢宏、邃远的想象空间。
《黄河谣》不在个别镜头或场景追求那种单一封闭式的诗化意境，而是自觉运用电影特有的综合造型手段，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整体象征。正如爱森斯坦所说，“画面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当历尽沧桑的当归站在目送樱子过河的高崖上，慨然歌罢——“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条船，九十九条船上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扳”，然后犹如讲完故事的最后几句，折身回到远逝的历史中去时，我们分明感到在《黄河谣》的故事平面下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展示的是黄河所孕育出的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生存状态，和对这种命运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抗争。在当归顽强的生命之光中，张扬着挺拔、昂扬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