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
蔡若虹
一
一九五零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举行了首次的年画创作评奖，其意义：不单是对于年画创作成绩的检阅，不单是对于年画创作的鼓励与提倡；而且是将这一具有民族艺术传统并获得广大人民喜爱的美术形式的发展，当作人民美术事业发展中一个重点，当作美术工作与人民生活紧相结合的榜样；同时，由于年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它不但为美术普及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为提高美术创作的质量准备了条件；它标志着美术普及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也标志着美术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提高。客观实际的需要促使年画在美术创作领域中最先地迈开了大步，在美术创作中首先奖励年画作品的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事实证明，在第一次年画创作评奖以后，年画创作不但引起了美术工作者的普遍重视，而且在两年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从创作和出版的数量来看：一九五零年全国各地区创作年画的总数是三百余种，出版年画的总数是七百余万份。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地区创作年画的总数是五百余种，出版年画的总数是四千万份，比一九五零年的出版数量扩大了五倍有余。从作品的内容和质量来看：年画的取材已经开始从狭小的范围走向广阔，作品的内容也逐渐从贫弱趋于丰满；关于保卫和平的神圣斗争，爱国主义的生产建设，以及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的展望，都成为年画创作的普遍主题；这种主题的产生，是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分不开的，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分不开的；两年来的年画创作，还仅仅是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辉煌建设描绘了一个初步的图景。
为了巩固和扩大美术工作的成果，中央文化部在今年七月组织了年画评奖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的年画创作评奖，在两年来一千余幅作品中选出得奖作品共四十种，由中央文化部审定后颁发奖金。由于我参加了这次的年画评选工作，我应该将评奖委员会在评选讨论中所接触的问题、两年来年画的成就，以及我个人对于年画创作的意见，在这里作一个概况的说明。
二
在这次的年画评选中，首先接触到的问题，是关于年画创作的组织工作问题，也就是年画创作的领导问题。
有这样两种组织年画创作的方式：一种是开会，发创作提纲，定期收稿，付印。另一种是，从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从生活的具体情况出发，肯定创作中必须表现的思想内容，组织美术工作者进行讨论与学习，制订初步的创作计划，帮助美术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使创作计划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然后确定创作的具体内容，并在初稿完成后进行集体的讨论、研究和指导，改正内容和形象的缺点，帮助作品的顺利完成。
前一种方式是一种订货的方式，是一种已经落后的方式；后一种的做法正在逐渐推广，它的好处是使创作工作成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使作者的思想能力在生活体验中和集体学习中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才有提高创作质量的可能。
两年来的年画作品证明，凡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创作单位，就必定在创作上取得良好的成绩；贵州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去年组织年画创作中所获得的成就，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贵州在解放前民间年画流行不广，解放后也从未制作新的年画。去年七月贵州美协筹委会第一次组织年画创作，因为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就不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年画工作的据点，同时也给美术普及工作打下了基础。根据贵州美协筹委会的报道，我认为贵州组织年画创作的经验很值得美术工作者参考，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实践了美术与群众结合的方针：当贵州美协筹委会决定组织年画创作以后，就首先组织了一个工作组下乡，一方面了解农民生活的情况，一方面将其它地区出版的年画带到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去展览，并收集观众对于年画的意见；由于年画展览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且有不少观众要求工作组把他们在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也在年画里表现出来；这种要求大大地鼓舞了美术工作者的情绪，提高了创作的信心，加强了群众观点，也加强了对于美术必须与群众结合的认识。
（二）发挥了“组织起来”的力量：贵州并不是一个美术特别发达的地方，去年参加年画创作的虽然有三十余人，但大都不是专业的画家，而是部队、学校、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学过绘画的，另一部分仅仅是美术爱好者，对于创作不是很有经验的。由于贵州美协筹委会把握了“组织起来”的方针，建立了创作小组、订立了创作计划，并且通过集体学习、生活体验、创作讨论、以及在创作实践中建立集体的阅稿制度等等组织工作；就不但保证了创作工作的完成，而且在创作成绩上普遍地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说明创作的组织工作对于提高创作质量是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中国到处都存在着富有美术才能的作者，只要善于组织他们的学习，只要善于发挥他们的力量，对于美术普及工作的开展，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三）掌握了创作的思想领导：贵州出版的年画共二十四幅，从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里，可以看出它们有计划地结合了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了兄弟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了土地改革以后的具体情况；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人民生活的新的内容。同时，它们又根据农民的思想情况，着重地指出了农民应走的道路，这就是向集体化迈进的互助合作的道路；在二十四幅作品里，有五幅作品在反复说明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有计划地组织创作，不是一种纯事务性的工作，它必须贯穿着思想的领导，这种有思想的创作组织工作，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创作效果的重要关键。
由于以上各点，年画评奖委员会建议中央文化部奖予贵州的年画创作以“集体奖”奖金，并推广贵州美协筹委会组织年画创作的经验；把加强年画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三
有人称赞两年来产生一千余种年画是美术创作上的丰收，这是指数量方面说的，美术普及作品的确是需要一定的数量；可是在数量的不断发展之中，应该随时提高作品的质量，年画评选工作就是检查作品质量的工作，看看它是否和人民的需要相符，看看它是否和发展的方向相符；并且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提高创作水平的示范。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能称为优秀的作品呢？
有这样的一幅作品，它根据一个现实的境界，将我们伟大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中国人民最为景仰最为热爱的人物，十分和谐地集中在一幅画面上；它不但是比较精细地刻划了这些人物的优美的形象，而且也比较精确地刻划了这些人物的崇高的品格；它深湛地传达了人物相互之间的醇厚的感情，同时又把作者的感情、人民的感情都灌注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它吸取中国绘画的明朗的特色，没有把光影当作描绘的重心（我认为这是艺术表现上最好的加工）；它尊重中国人民的艺术口味，所以又不厌其详地安排了许多服从主题的细节（我认为这是民间年画的最好的风格）；这幅作品曾经被多数的读者所推崇，它就是林岗创作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有这样一幅作品，它的主题思想，是表现中国农民对于和平的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决心。作者不但在形象上刻划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性格和农民的思想感情，而且从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物身上，联系了他们过去的经历、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这儿有对于侵略战争怀有无比憎恨的人们（抱孩子的妇女和复员的荣誉军人），这儿有对于和平建设事业抱着无穷热望的人们（农妇、少女和学龄儿童），这儿有坚决地负起保卫和平的神圣职责的人们（农民及农村干部）；作者把这些人物安置在一个充满了和平气息的、安谧的、富裕的环境里，劳动的热情与保卫和平的激情交织在一起；而形象，在表达主题思想的统一的结构里，发挥了语言一般的作用。这就是邓澍创作的“保卫和平”。
还有这样一幅作品，它描写农村中新式的结婚，它描写了新婚的夫妇和参加婚礼的人们。可是作者没有把这种题材当作风俗画来描写，他避免了情节的铺张，避免了场面的热闹，更没有故意制作一些庸俗的笑料；其所以这样，是因为作者所注意的不仅仅是新式的结婚，而是通过这种婚姻制度的变革来表现突破了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民，他把婚姻自主的胜利看成农民战胜封建思想的胜利，他歌颂这一胜利，因而他就把表现这一胜利的具体行动，作为形象上着重描写的主题。这就是彦涵创作的“新娘子讲话”。
上面列举的三幅作品，我认为可以作为两年来年画创作中的优秀作品的代表。所谓优秀作品，不是说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已经达到高度的统一和高度的完美，不是说这些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上、在表现方法上、在民族风格的体现上都完满无缺，我认为可以称为优秀作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品已经具备了可贵的艺术品质，技术上的缺点不能湮没这种品质，作风上的稚拙不能抹煞这种品质；这种艺术品质与作者的政治热情和艺术修养直接相关，它决定了作品的生命，它给予读者以力量，它是美术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
这种艺术品质表现在形象的创造和形象的构成上面。
有很多作者描绘人民的英雄，尽管被描写的人物是相同的，可是出现在不同的画家腕底的人物，却具有各种不同的形象和表露在不同形象里的不同品格；这不完全由于作者表现技术的高低不同，更主要的是由于作者对于英雄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解，是由于作者对于英雄有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的态度；正确的形象的创造，决不是什么纯客观的现象临摹，也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的产物；它不但要通过作者对于英雄人物的正确理解，而且还需要通过作者对于英雄人物的情感的陶冶；人物形象的构成，就是作者的理解、作者的情感和作者的技巧的总和。以“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幅作品为例，如果作者不从政治上去理解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如果作者没有以自己最高的感情去颂扬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他就不可能体会、揣摹和想像赵桂兰与毛主席会见时的情况，就不可能生动地刻划出赵桂兰的真实形象。因此，对于目前某些不正确地描写英雄领袖的作品，除了要求作者提高技术修养以外，就不能不归咎于作者的政治理解和政治热情的缺乏了。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工作者必须加强政治修养的原因。
描写“保卫和平”的很多作品都没有从形象上说明为什么要保卫和平；在邓澍创作的这幅图画里，它却不但描写了热爱和平的农民，并且还特别渲染了和平的农村风景：丰盛的果树，满袋满袋的粮食，肥壮的草堆，一望无际的田野，以及飞翔在田野上空的悠闲的白鸽……这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农村风物。作者构成这些形象，并不由于他作了多次的风景写生，并不由于他在写生的时候，恰恰没有碰见枯树、废井、冷落的残碑、白颈乌鸦的打盹……事实不是这样，作者其所以布置这些形象，正因为这些形象代表着和平，代表着和平的收获，说明了和平的可爱，也说明了和平必须保卫的原因。形象的构成也并非出于想像、拼凑、和不可捉摸的灵感的奇遇；事实不是这样，一切的形象都出源于生活，出源于生活的认识，出源于作者对待生活的思想感情；随时观察生活，随时认识生活，并且随时在思想感情中收集和容纳生活的形象；这就是艺术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艺术的积蓄、艺术的修养，这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工作者不能脱离生活的原因。
有很多作者表现了农村中的新式婚姻，有很多作者在处理这种题材的时候都运用着结婚的场景或登记的场景；彦涵的“新娘子讲话”也是运用结婚的场景，可是他把描写的重心放在新娘子讲话上面；新娘子在婚礼进行中站起来讲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不管她讲的是什么内容，单从讲话这一行动来看，就意味着这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突破，就意味着这是对于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新社会制度的歌颂；作者着重地描写这点，就从形象上显示了自主婚姻与买卖婚姻的本质的区别，就突出地体现了新婚姻法的无限优越。这就是“新娘子讲话”高出于同类作品之处，也就是这幅作品的思想性较为深刻之处。所谓思想性，就是作者的政治理解通过艺术形象的具体表现；所谓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就是作者的政治理解能力与艺术（形象）表现能力的统一；形象的创造与形象的构成，是首先服从作者的政治理解的，如果作者的理解不强，只看题材不看生活，那当然谈不上形象的创造；如果也看见了一下生活，但是不能辨别生活认识生活，既不去联系生活的过去、又没有看重现实的意义、更没有注意远大的将来，作者的形象表现，就不能不限制在无选择的现象临摹上面，也谈不上形象的创造。因此，缺乏政治理解能力的作者，就不会有很好的艺术表现能力，他的最高成就，也只能达到“伟大的题目加上概念化的形象”——表现“婚姻自主”，就是举行新式的结婚仪式；表现“治水分洪”，就是一个工程图样加上一群人在劳动；表现“生产互助”，也还是一群人在劳动……这种情况在年画作品中是存在的。
因此，我将这三幅作品在艺术品质上已经具备的各种优点，和目前一般的作品中所存在的缺点，作了一个简略的对照与分析，作为美术工作者如何提高创作水平的参考。
四
年画创作的另一成就，表现在上海月份牌画片
（年画形式的一种）的改造方面。
月份牌画片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美女画是最为广泛的主流，它是中国宫廷仕女画和欧美商业美女画的混合产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美女和商品是分不开的，她一方面为商品市场作招徕，同时她本身又是商品；商业美女画的产生与流行，就是商业资本发展的反映，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美术为商业资本服务的反映。中国的美女月份牌画片的出现，也是和欧美商业资本侵入中国有关的，也是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有关的；请看看出现在月份牌画片中的美女吧：最初出现的是宫妃贵嫔、西施王嫱，其次是拈花微笑、对镜理妆，然后是作时装表演、和叭儿狗亲昵，最后是穿游泳服、以至把衣服脱得精光。这就是美女月份牌的发展过程，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美术的发展的面貌，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美术的没落的面貌。
在全国解放以前，美女月份牌的流行遍及全国，无论在城市、村镇、甚或穷乡僻壤的农家，都可以看见这个年轻的时髦女郎在和那些衰老的门神灶王爷争权夺霸。
就是这样的一种美术形式，它一方面几乎超越了民间年画的地位在全国广泛风行，另一方面又以不健康的形象来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习尚；因此，关于月份牌画片的改造方针，就不能不从原有形式的基础上、从作者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来改变作品的内容；而且，不能把内容的改变简单地理解为创作题材的变换，而应该认识到这是美的标准的改变问题。
由于月份牌画片的作者们的努力，两年来的作品显示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不但改变了创作题材，同时也在逐步地改变着创作思想；他们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每年都有比较优秀的作品产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的，是张碧梧创作的“养小鸡、捐飞机”这幅作品。
在这幅作品里，作者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件来作为描写题材（在作者另
一作品‘军帮民、民帮军’中也是如此），并且把这种题材和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内容与进步思想结合了起来；这就突破了目前创作思想上那种互相因袭互相模仿的恶劣作风，在采用题材和表现题材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此外，作者保留了美女画的原有形式，将表现力集中在少数人物的形象刻划上面，避免了目前还不善于描写群众场面的困难；这种方法，在月份牌画片的改造工作上，也是比较正确的和必要的步骤；作者非常懂得人民的喜爱，他并不考虑美女是否还可以在画幅中存在，他首先肯定了美不完全在于外形而更重要的在于内在的品质，这种美好的品质又与劳动人民不能分开；这样，他就把美好的品质与美好的外形结合起来，把美好的事物与美好的形象结合起来，他创造了新的美女，劳动人民的美女，不是小姐化妆的村姑，不是矫揉做作的摆弄姿态，给月份牌作品带来了较为真实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以上这些特点，都是这幅作品的最大优点。
当然，缺点也还是存在的，作者既没有把主要人物（少女）的面部表情与主题取得紧密的结合，又没有把次要人物（儿童）的动作与墙上的画幅保持一定的联系，这就模糊了主题的思想内容，墙上的画幅内容也不能起更多的作用；这种缺点是月份牌画片旧的作风的残留，是所有的月份牌作品中都存在的缺点（劳动英雄四扇屏是一种很好的创造，但是也存在着这一类的缺点），只要作者从表现主题思想出发，这种缺点是完全可以改正的。
在改造月份牌画片的工作进行中，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美”的概念问题，是创作思想问题也是创作技术问题。
不能否认作者们在创作思想上没有矛盾，什么是美的标准？什么是劳动人民的美好形象？这种美好的形象又从哪儿去寻找？尤其是作者们在创作习惯上已经肯定了“美”的尺度的时候，这种尺度就成为描写新人物的桎梏——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作者把女工、农妇以及战士都画成旧式的美女形象的原因。到底什么是美的标准呢？我想，美的标准应该以人民的喜爱为标准，它又与劳动人民的勤劳、健康、英勇和智慧直接相连；因此，你只能在劳动人民的共有形象中去追求，不是主观的改头换面，也不是把过去的那种所谓“美”随便在任何人物身上应用，更不是歪曲地说劳动人民不美、不懂得美、不喜欢美；应该像到生活中去发现题材一样地去发现美，美不是定型了的东西，只有依据具体人物的内在品质来肯定他的外形，才能改变过去的那种美的尺度。
不能否认作者们在运用原有风格和原有技术上还存在着矛盾，因为在月份牌画片表现技术中存在的那种力求“光滑”的作风，有不少画家提出了反对；为了改变这种作风，另一种斑痕满纸的做作的笔触，又在新的作品中出现；在我看来，做作的“光滑”与做作的“斑点”，都是违反自然违反艺术的，技术应该是服从于内容的表现，风格也应该与内容相调协，当旧有的技术和风格不可能表达新的内容的时候，作者也不可能马上抛弃原有的习惯，只能在创作实践中一步一步地突破；过早地反对作者沿用原有的风格和技术是不对的。
不能否认在已经改造的月份牌画片作品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有些缺点是改造工作中不可避免的
（比如技术风格之类），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比如标题的错误、画中应用文字的错误、具体人物形象的错误、服装样式和色彩的错误以及生活常识上的错误等等）；这说明作者们和其他的美术工作者还没有很好的合作，也说明在月份牌的改造工作上还缺乏具体的指导，如果在创作进行中及时地发现错误和改正缺点，有很多作品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品的。
可是，也不能否认月份牌画片在两年来的改进中已经获得的成绩与经验，这种成绩和经验可以作为改造其它民间美术的重要参考。只要作者们继续不断地努力，月份牌画片的发展将成为美术普及工作中一种巨大的力量。
五
由于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地提高，由于劳动人民对于美术欣赏的需要日渐广泛；一个新的课题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人们对于“年画”这一名词的概念已经在逐渐地改变，农民不仅仅在春节以前购买年画，而且一年四季都买年画，他们把年画看成自己的节日的图画、喜事的图画、幸福生活的图画；这种情况虽然目前还不十分普遍，可是一定会逐渐走向普遍。
随着这种情况的变化，我们的美术工作者、美术出版工作者和发行工作者，也必须把过去对于年画的看法改变一下。
有些美术工作者对于年画还存在着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年画不过是农民过年的装饰品，只要画得红火热闹就够了。只要从这一观念出发，就可以得出“画年画不必体验生活”的结论，就可以把年画创作当成一种“完成普及工作的临时任务”，就可以把年画创作当作年年如此的“风俗画”来完成，就可以把年画创作停顿在无思想内容的现象临摹上面；这是一种看不见年画发展的保守观念，如果不纠正这种观念，也不可能克服年画创作中严重的概念化的现象。农民对于概念化的作品有一个很好的批评，他们称这种作品为“老画”，这简直说出了概念化作品的全部内容，应该引起美术工作者的警惕。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年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年画的应有范围，因此就不必斤斤计较年画的形式和特点。只要从这一观念出发，就无形地取消了年画的传统，就可以把四扇屏、农历图、故事画等等形式都当作落后形式一律丢开不用，就可以放胆地将西洋风格和西洋技术都搬到年画作品里来；这是一种脱离人民取消年画的观点，具有这种观点的作者，往往是那些西洋美术的盲目崇拜者。农民对于强调光影的西洋风格的年画也有一种批评，他们说这种作品里“有雾”（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如果引伸一下，我认为这正是美术思想上不尊重民族传统的毒雾。总而言之，无论是保守观点或取消观点，都是阻碍年画向前发展的思想敌人，当年画工作广泛开展的同时，我们首先要为克服这两种观点而斗争。
关于年画的出版工作方面，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一种是认为农民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他们不在乎年画售价的高低，因此就拚命提高年画印刷的质量，木刻水印是落后，石印是落后，非得跑大城市印刷不可；结果印出来的年画并不很好，而且也没有卖出多少。另一种却自称具有群众观点，他把年画的售价压得很低，可是印刷很坏，纸张更坏，贴不了几天就破了，买年画的农民也表示了不满。这两种看法和做法，都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都不是从群众需要的程度和现有出版条件出发；根据个别地区的经验，年画印刷的好坏并不决定于印刷条件的高低，而决定于美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合作，决定于画家与印刷工人的合作，这种合作同样可以使木板水印达到精美的程度；我认为这种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至于年画的发行工作方面，除了个别地区有较好的成绩以外，一般的情况都是非常的不好；其主要原因是发行工作者始终把年画发行工作停顿在书店的门市上面，不主动采取民间年画的那种“赶市集”和通过年画小贩与货郎担子的发行方式，因而有不少的农民买不到新的年画，而且到处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得新的年画；这种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发行方式是需要急切加以改正的。此外，年画的发行工作者必须改正过去那种“过了腊月二十三就不要发行年画”的观点，这也是一种只看过去不看发展的观点；当文化艺术事业普遍开展，全国的文化馆、文化站和农村俱乐部逐渐建立的时候，年画的发行工作应该跟随着这种发展来建立新的发行网，使年画能够普遍地经常地和群众见面。
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美术出版工作者、美术出版物的发行工作者、美术工作干部和业余的美术活动者，是美术普及工作阵营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两年来的年画工作证明，我们的美术普及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我们相互之间还缺乏紧密的联系，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许多工作还没有开始；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和各种方式上的通力合作，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各种工作上都步调一致；以达到美术普及工作的顺利完成，以达到人民的文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