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冈崎先生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怀念冈崎先生
符浩
冈崎嘉平太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早在５０年代，他就积极为恢复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不遗余力地工作。
１９６２年中日两国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时，冈崎先生作为日方的主要负责人，又为发展中日民间贸易、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冈崎先生虽年事已高，仍一直担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和日中青年研修会负责人，始终如一地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言传身教，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献出了自己的光和热。
１９７７年，我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在任职的４年半期间，我与冈崎先生经常见面，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冈崎先生的为人和他那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精神，尤其是对中国人民深厚、真诚的感情，令我感动，深受教益。
记得我去东京赴任那年，正是日本朝野和广大人民广泛要求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高潮时期。我到任不久，冈崎先生便作为呼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组织的发起人代表，同茅诚司和门协季光先生一起亲临使馆，介绍该组织的工作情况，并表明他们对缔约的主张和决心。同时告诉我，他们走访了日本政府有关当局，陈述了对缔约的殷切希望和强烈要求。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一方面主张缔约的呼声日趋高涨，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钓鱼岛问题大作文章。一时阴云密布，反对缔约之声甚嚣尘上。然而，冈崎先生却为早日缔约更加积极地奔走呼吁，他充满信心，认为缔约即将实现。在一次招待会上，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向我致贺。我感到很突然，还以为是因为两国政府已商定将就缔约问题谈判一事。接着，我碰到了川濑一贯先生，他也向我表示祝贺，这才引起我的注意。当然，他们谁都没有对我明言兴奋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和另一位更权威的朋友交谈时，才明白他们对我祝贺的含义所在。这位朋友告诉我，依他们的分析和估计：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看来福田先生领导的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这次谈判很可能解决问题。他还加重语气说：这几乎已成定局……。
几年后，我从伊藤昌哉著的《自民党战国史》一书中得知，福田内阁早在１９７７年底就拟定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具体计划。伊藤先生在书中写道，当福田首相看完他写的关于中日缔约问题的报告后说：“考虑得很周到……，可以照此顺利进行。”由此看来，冈崎先生等不少朋友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看法，是洞若观火的。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是：１９８１年初，因中国遇到资金困难，不得不考虑某些大型建设项目停建或缓建。这牵涉到已同日本厂商签订的二十几项成套设备的进口。这个问题在日本引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轩然大波。舆论界、经济界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对中国无端指责，发表了一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言论。此时，冈崎先生却不为众论所惑，他坚信中国是讲信用的，中国碰到的暂时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认为日本应当站在友好和正确的立场对待这个问题。他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和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实在令人钦佩。
在此，我愿摘引几段冈崎先生的讲话，以历史的真实记录说明冈崎先生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和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中国人民和政府难能可贵的友情和信任。
１９８１年２月，冈崎先生对《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决定停止海外工程项目，这绝不是对日本使坏，而是因为中国陷入了困难状态。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因为处境困难而做出欺骗别人的事情的。中国人的为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是年２月２４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冈崎先生的主张：“如果中国资金不足，日本应该从日中友好的立场出发主动地提供贷款，使计划项目得以完成。”
同年３月１０日，冈崎先生同《财界》半月刊总编辑谈话时又指出：“假如我们当时必须用１０年或１５年时间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５００亿或８００亿美元，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储备，这一点，我们不妨牢记在脑内。”现在，我们再来阅读冈崎先生这些明是非、讲道义、有胆识的评述，不仅加深了对冈崎先生的了解，也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