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易改难”说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作易改难”说
郭启宏
临窗心无事，闲读宋人文论。戴复古《论诗十绝》中云：“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他说的是作诗，我想作剧亦如是。
“作易”只是相对于“改难”而言，正确的理解是：作也不易，改则更难。一位剧作家朋友把剧本的修改比作“爬坡”，颇形象。峰顶恍惚近在咫尺，伸手探去却空濛如故，不独举步艰难，且有缺氧之虞、风暴之患、雪崩之灾。改剧难！非个中人所能体味。
意匠如神的郭沫若向来以才高倚马著称，一部剧作洋洋五七万言不过十天功夫便收毫脱稿；然而，郭老自述《棠棣之花》“改了又改，中间绵亘了二十五年”，《屈原》“从受胎计算，至少也经历了二十一年”，《孔雀胆》“写虽然只费了五天，但是改却费了二十天以上”（《郭沫若剧作全集》第２卷）。功夫多在“改”上，可见“改难”。
细论起来，其难有三：一曰突破难。人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渐变至突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思维存在着阶段性。只有认识上取得飞跃，才可望在作品中实现突破。修改反映了认识的深化。鲁迅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说，文章写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鲁迅书简》）。“搁它几天”“再来复看”，应包含着冷静下来，获取新鲜认识的意思。作文尚且如此，作剧更须“再上层楼”。
二曰割爱难。剧作家写作时，虽不免有滞涩处，但肯定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的时刻，因而作品中总有若干作者自家得意的段落（场面、细节、语言……）。由于认识阶段的相对静止，或曰思维定势的相对静止，时常导向感情上的偏爱；或因视角的相对固定，不忍作文学与舞台的断然取舍——并非如数家珍，那毕竟小家子气。《关汉卿》的结尾，田汉自己就很难定夺，“最初在《剧本》月刊发表的时候是九场，后来扩大为十二场，看起来是太长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删去了第十场，日本是按十二场演出的，也有人觉得后面有些拖。如今把它缩到十一场……”（《〈关汉卿〉自序》）。依违难断，《田汉文集》的编辑干脆把两个结尾同时刊出。
三曰兼听难。剧作家较之小说家更需要倾听不同意见，仅仅因为剧本终究要演在舞台上。意见来自不同门类、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层次，剧作家要做到兼听而不失主见，谈何容易！即使大文豪也难以把握。郭沫若《孔雀胆》第三幕阿盖与车力特穆尔的一段戏，有人认为“在舞台上很难收到效果”，可是改过之后又有人“觉得原来的更有诗意”，于是大文豪“踌蹰了”，只好在《后记》中把原先的几页抄录出来，“以表示在创作过程上的浪痕”（《郭沫若剧作全集》第２卷）。
修改从哲学范畴讲是否定之否定，修改的过程是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开头部分改写过２０次，结尾部分更是面目全非，正是某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享受使作家们明知“改难”而乐此不疲，于是郭沫若恰如其分地声称“修改旧作”是一种少见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