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规模——绥化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势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走向规模
——绥化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势
周晓冰
如何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获取规模效益？
黑龙江省绥化地区的探索引人注目。
　　　　一
１９８９年初春的一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肇州县双发村的村民们无人觉得特别。谭成海一家，却发生了大的变化。分家两年多的兄弟５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
原来，分包田“砸大锅”那年，谭家５兄弟包的田本是合在一起的。后来因分配上的矛盾，５兄弟散了伙。各种各家地，各挣各家钱。农闲或工余，老大开酒坊，老二养猪，老四搞米粉加工，老五经营小四轮拖拉机。干了一段之后，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重新组合，由谭成海当家理事，用治厂的办法治家，各家土地统种分管；使用拖拉机按标准亩分摊机耕费；酒坊制酒原料按斤计价；米面加工照章收费；所需人工按月付给工资；酒糟作为猪饲料按成本计价；各家积的农家肥统一发酵，统一施用。去年，这个“联合体”养猪８０头，亩施农家肥５０００公斤，粮食平均亩产６００公斤，人均收入１５００多元。
在小兴安岭南麓的弯弯山道上，庆安县发扬村贫困户于德水的妻子李淑琴告诉记者，她身子骨不硬，当家的又不会侍弄地，分包的田撂荒了。“多亏了西院刘青林，带我们３家困难户建了个互助农场。种子、化肥他张罗，我们只管出人出力气，去年遭了水灾，收成却比入场前强多了。５口人得了１５００公斤稻谷。４亩地膜西瓜净挣１０００多元。”
目前，这个县像刘青林这样的以种植或养殖为主的扶贫互助农场有２１２５个，去年人均收入５４５元。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都翻了一番。
上述情况说明，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组合，照样能取得规模效益。这不但不会引起社会震荡，而且成了一部分农民的自愿选择。
行署主管农业的副专员杨信有一番颇具新意的看法：规模经营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数量限制。就家庭经营而言，关键在适度。是不是适度，也不能仅以生产规模的大小去衡量，最根本的是看能否创造最佳效益。他认为，规模经营不是对家庭经营的否定，因为，家庭经营是对经营主体而言，而规模经营是就经营对象而言，两者并行不悖。
　　　　二
随着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以交换为中介的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应运而生。绥棱县后头乡，一些农民在村委会支持下成立了粪肥公司。他们把从城镇买来的、从草地捡来的粪，以公平的价格出售给急需粪肥的农户。
著名的东北大豆产区绥化市，一些青年农民自筹资金，购置了药械和药品，成立了大豆植保服务队，串村走田登门服务。
庆安县久胜镇５户农民专营一个马铃薯服务社，每年经销上千万公斤，农民卖上了好价钱，服务社也赚取了可观的服务费。各类季节性的服务组织就更多了。
农民还借助科技的力量，为自我服务插上翅膀。望奎县农民、闻名全省的“青椒大王”蔡井学，３年前发起成立了黑龙江省青椒研究会，带起了一批批“青椒小王”和靠种椒致富的村屯。绥化市４２００多位农民还组建了玉米、水稻、西瓜、大豆等多种专业技术协会３５个，去年推广应用新成果６５项，增加经济收益１．４８亿元。
　　　　三
地委副书记郭宝福说：“农民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圈子里走出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党和政府既要鼓励农民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逐步学会运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安排生产；又要从政策导向、服务环节、领导工作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全力扶持农民完成‘惊险的跳跃’。”
这番话道出了绥化地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近年来，各市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作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关键，依托本地资源，兴办一大批集体农、林、牧、渔场和村屯工业。集体财力增加，强化了村级服务功能。全区现已实行“双保制”（即村委会保服务，农民保任务）的村有１２０９个，占全区村的４７．７％。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原来侧重搞管理的乡镇农技推广、农业机械、林业、水利、畜牧５大站，通过机构变型、集团承包等措施，把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作为主要职能。仅以畜牧为例，去年底，全区２３７个乡镇都建起了畜牧综合服务站，把原来乡镇办的畜牧站、兽医站、配种站、草原管理站合为一体。站内实行统一核算，分项承包，形成繁育、改良、防疫、检治、草原建设、饲料加工和产品购销的全程科技服务体系，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截至今年５月底统计，全区奶牛、黄牛、生猪和家禽的饲养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１．３％、１３．２％、８．８％、１７．１％。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