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吴建国
在我看来，围绕改革，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不要改革？第二，沿着什么方向，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第三，在方向、性质确定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改革？
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完成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和转变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和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开辟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有如此之大的彻底性？我以为，这与“左”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暴露得比较充分有关，其中，最切近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触目惊心的浩劫，它把亿万干部群众卷了进去，也使他们从“左”的狂热所造成的灾难中觉醒。对过去历史的深沉反思，加速了思想统一的过程。而十二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又愈益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上的统一。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本性的内在要求。不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枯槁自毙。这已成为全党普遍的共识。当然，必须指出，任何一种倾向的扭转，都不可能具有一劳永逸的性质。应该看到，我们还远未消除“左”的东西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因此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以某种形式复萌的可能性，所以也有适时加以防止和提示的必要。
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还是以摧毁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从改革起步之日起，我们就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显现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是，还有另一种主张，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对这种主张，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其改革的归宿。具体而言，大体是三个方面：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化，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这就是他们改革观的内涵和底牌。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不知这些同志想过没有，在一个有着十一亿多人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的当代中国，一旦公有制解体，失去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以为，那是不难想见的：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中国大地上，将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悲剧，——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通过自由的“生存竞争”，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寡头之手，从而形成以千百个亿万富翁为主体的，由等次不同的私营企业主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而数亿人民群众则沦为资本的奴隶或产业后备军──这是目前作为国家主人的一亿多工人阶级队伍、九亿农民的唯一前景。因为进入统治阶级营垒的，在剥削制度下，只能是极少数。而这个极少数，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注定要与封建残余相勾结，对外仰国际垄断资本之鼻息，成为它的附庸，从而势必把中国再次推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
还有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只能在艰苦的探索中，在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开拓前进。过去有，现在还有自以为高明的人，批判乃至挖苦、嘲笑“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说“现在，经济改革已进入没有多少石头好摸的深水区”，还怎么摸下去？其实，我们的改革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前进的。要知道，在改革的领域中，我们已经获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意义上，河要过，可还得“摸着石头”。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逐步认识和遵循经济规律的问题。比如，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问题上，我们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私营（包括中外合资、独资企业）经济为补充的原则。如何使这一原则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得到恰当的体现？对后者我们还要允许它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具体的量度何在？也就是说，在多大规模和范围内，它的伸张才既是现实的，又是合理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心中无数。这个“数”——比例、比重如何确定？目前，恐怕谁也不能掐指算来，脱口而出。这需要追踪，观察，分析它的走向，估计它进一步扩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由此而引起的连锁反应，所衍生的诸种社会矛盾，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权衡利弊得失，方能把握“关节线”，以决行止。再比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对此，中央已明确，不要再去讨论应不应该、能否结合了。因为这种结合不仅已经成为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取得巨大成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它们结合得更好，既能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又能发挥市场调节的长处。总之，除两者之弊，兴两者之利，使计划经济能反映市场的脉搏，同时，使市场受到计划经济的规范。这是我们希望之所在。但现在我们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还是重复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沿着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方向探索下去，不要再回到“非此即彼”的论争中去了。
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大多面临困境。这些年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机制都有很大的变动和调整，何以眼下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企业设备、技术严重老化，而无力更新？是不是折旧率低了，是不是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是不是企业的短期行为近年来有所发展，资金投向趋于“轻型化”、“消费化”？如果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那就要考虑调整有关政策。怎么一再放权、让利，而有些企业却每况愈下？何以企业资金都感到紧张，而全国帐外资产总额却高达３０００亿元以上，这些帐外资产哪里来的？是否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要寻找放权让利的下落和帐外巨额资产的来源，堵住流失的漏洞。再比如，为什么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技术原始、资源消耗大，却不仅得以生存，且显现出“高效益”，而相当大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则与之成反比？这主要是不是和它们负担过重，同其他经济成分没有同等的竞争条件有关？前几年的舆论、政策导向，是否真正放到了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全局上，还是有所倾斜？如果确有倾斜，那就应当设法矫正。所谓“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的说法，迄今为止，仍在流传，到底应该怎么看？笔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摘自《真理的追求》１９９１年第８期，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