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金　钵　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金　钵　记”
戴不凡
田汉作　中华书局一九五○年出版
编者按：“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只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修改本不久可以出版。兹以本文涉及如何处理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戏曲的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发表出来，以引起戏曲工作者和文艺界的注意。
田汉同志的“金钵记”问世后，受过一定程度的好评。有人认为它是白蛇传改编本中“较成功的”〔注一〕；有人认为它“为神话剧创设了一个典范”〔注二〕。今年端午节，在产生白蛇故事的杭州，一些剧团就是根据“金钵记”上演白蛇传的。
这些情形是否就证明“金钵记”确是“较成功的”“典范”呢？我看，不是。
白蛇故事，“……以丰富的想像和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与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社论）。千百年来人民热爱这个神话，因为它表达了爱自由、追求幸福的善良人性；这些善良的性格，通过神话中人们对于封建势力的英勇斗争，而显得愈益深刻和富有教育意义。但，千百年来，统治阶级也准许这个故事流传；当然，他们是企图用金钵和雷峰塔来“垂训”世人，以表示统治制度的“尊严”与“不可侵犯”。
正因为这样，所以白蛇故事一贯地被统治阶级所涂抹。但宝石毕竟是不怕泥污的，今天流传于人民口中的白蛇故事，仍能反映人民追求幸福、自由和反封建的强烈意志，基本上还是健康的。戏曲改革工作者的任务，是在于如何拂拭去蒙在宝石上的污泥，使她光彩夺目。然而“金钵记”不但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反而粗暴地损坏了这块宝石。
总的说来，“金钵记”的主要缺点在于歪曲了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题。因而不仅表现了反历史主义倾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神仙佛理，对于反派人物缺乏严肃的批判，对于正派人物的处理，却更动了原来的传说，而歪曲了她原有的鲜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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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的白蛇故事，如“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湖佳话”的“雷峰怪迹”中，这个可爱的蛇妖所化成的女人疯狂地追求许仙，她的动机是出于天真的、纯洁的、朴素的爱。她的行动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青年对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的要求。但这一行动就破坏了“媒妁之言”“授受不亲”一类的封建统治秩序。这应当是封建势力代表人法海和尚要迫害白娘子的真正原因。假如白娘子端的是总兵之女，而她的婚姻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就的，法海胆敢如此这般去无故寻衅吗？
水漫金山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是破坏封建秩序者和维护封建秩序者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根源，是在于白素贞“撒野”——要自由恋爱。
“金钵记”一开场就没有掌握上述这一主要矛盾，却因袭了旧关目，说白氏的辞师下山是由于“常念许郎大恩，由恩生爱”。——想以身相报许仙数千年前的救命之恩。这么一来，就会比较削弱了争取自由恋爱者的典型白素贞的强烈野性。（“警世通言”表现这个女性的爱是烈火一般的。）而且，白氏报恩又是她师父批准了的，这样就很难解释法海为什么要始终迫害她的婚姻。因为不能完满解释这一矛盾的根源，怪不得作者在以后不但叫白素贞去反封建，还叫她去反“帝”——倭寇！（这留待下文再谈。）
不可能想像，说封建社会中的男女没有争取自由恋爱的勇气，而必须渗入“报恩”，才能说明白素贞的爱情的深厚诚挚〔注三〕。相反，没有“报恩”之类的“前缘”，倒反能衬托出白娘子的纯洁爱情，表现出白娘子是封建社会中普遍青年的代表人物，而不致使人有“事有前定”之感。
翻一翻白蛇传的旧账还是有必要的。寄生于统治阶级身上的尼姑所唱的“白氏宝卷”〔注四〕，对于白氏报恩之说，就比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义妖传”（弹词），更着意渲染。较早的京戏“全本雷峰塔”〔注五〕并没有什么报恩的情节，白氏下山不过是久慕西湖风光，想来一游而已。广东戏中的“白蛇传”〔注六〕也是如此。湖南民间的“评话”“白蛇传”〔注七〕也只说是许、白两人在西湖邂逅，都没有“报恩”之类的怪话。这篇老账可说明，接近下层群众的“白蛇传”，全不说白氏报恩。这一“报恩”的情节该是统治阶级的作者所杜撰的。
统治阶级捏造白氏报恩，除了故弄虚玄之外，实在也是有深意存在的。有了报恩这节前缘，那就可为调和斗争——白氏升天安下伏笔。而且，有果必有因，叫一条陌不相识的白蛇忽然上天，毕竟要使天上人间两耽忧的。
我不反对报恩原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说，但引用在白蛇传中，一使观众搞不清楚法海要害白娘子的原因，二是减弱了白娘子的野性，三将缩小白娘子的代表性，实在并不是妥当的处理。
但“金钵记”的严重缺点还不止此。它不但教白氏报恩，还安排了白素贞的一位老“师”——白莲圣母。素贞下山时，这位类乎神仙的圣母就指点她：“遇湖而合，遇海而分，遇酒莫乱，遇水莫争。”我不反对在神话剧中可以适当地安排能知过去未来之辈，可是，我不同意白蛇传中有这么一位圣母。因为圣母如此一说，不仅将引起观众的阴阳迷信感触，而且为师的有言在先，则以后遇酒而乱，遇水而斗，水漫金山，镇压塔下，那都将是白素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了！——谁叫白素贞不听圣母的话呢？
这样一来，具有严肃的反封建教育意义的白蛇故事，好像已经恢复到尼姑说“白氏宝卷”的地步！观众对白蛇恐怕只会有责备，对法海的仇恨会削弱得一干二净了。
虽说这是“金钵记”的作者因袭旧关目的结果，但歪曲白蛇、青蛇的斗争性，宽容了被斗争的对象法海，主要的还是由于作者没有掌握白蛇传中的主要矛盾，并分析其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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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钵记”没有掌握反封建的主题，对人物的处理也是零乱模糊的。
首先，这个白蛇故事的改本中，有两个使人不易搞清楚的人物。其一是上面说过的白莲圣母。素贞要下山时，圣母劝她：“素贞，你这就误入歧途了。可知道世间之事，变动无常，稍一不慎，恩有时变成怨，爱有时变成仇，到那时节，你悔之晚矣！”她能指点素贞“修习清静大道”，又能说这套玄之又玄的话，那末，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她究竟是正派人物呢？还是反派人物呢？其次是“盗草”场中的南极仙翁（按，即俗传之寿星老头子）。他在调和了鹤鹿二童与素贞的战斗，并给她仙草后，就告诫她：“分娩之后，速回峨嵋，修习大道。若再贪恋痴情，必将如茧自缚，不得超脱，悔之晚矣！”说这样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正派的？反派的？上述一女一男，表面很类乎“中间派”，可是，分析一下他俩的话，可知他们实际上都是劝素贞放弃追求幸福的思想，以免与法海斗争的反派人物。对于这样表面上中立而骨子里和法海一般无二的人，“金钵记”从旧本中照抄无误，缺乏有力的批判。使观众只会觉得“白娘子自己不好”——不听神仙的话，这是如何严重的错失！
作者对被人民关在蟹壳里的法海，其批判的立场，也是用第三者的眼光来对待的。他原来想通过第十场“渡语”中的艄公，来批判法海的破坏他人幸福。但我们只听到法海大谈其“出家”“清静之福”“愚顽的众生男贪女爱”；而艄公只说法海“爱管闲事”！强迫拆散他人的幸福婚姻，最后还把女人镇压在塔下，法海的错误难道是“爱管闲事”造成的？这种不严肃的批判口吻，证明了作者在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题上，是如何粗率！
不可容忍的，作者还歪曲了主角之一的小青儿的性格。谁都知道她是坚决不妥协，坚决要斗争的人物。然而在“金钵记”中却被严重歪曲了。“煎药”一场中，小青就劝素贞：“此番救活官人，你我主婢及早抽身，回转深山，苦修大道，不要再堕情网了。……（中略）说不定姑爷倒会‘恩将仇报’哩”；“痴情似火，他会烧坏咱们的”；“为着一个‘情’字，你不可惜千年的修炼吗”；诸如此类的话，使小青也成为白莲圣母、南极仙翁一类的“苦口婆心”者，使小青俨然成为一个道学先生。而且，报了恩，预防“恩将仇报”，走之大吉，谁能说这是小青的本来性格呢！
正因为作者没有截然划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界线，所以不能予反派人物以有力的批判，相反，有些地方倒好像在替反派人物说教。例如，“酒变”——端阳一场，竟容许法海指点许仙说：“红罗帐内就是你的醒酒汤！”虽然，这时白氏变蛇是神话中的事实，可是，这种“写实”的，咄咄逼人的话语，实际引起的效果不是其他，而是观众的恐惧感觉，以及对于法海的赞服。——难道这是改编白蛇传的目的吗？
而最使人感到虚玄不可解的，是我在上面引述“金钵记”原文而加了着重点的所谓“大道”。照上面所引的看来，这种“大道”该即是神仙之道吧？它是和追求人间自由幸福的思想相水火的。可是，莫名其妙地，作者在全剧的终场，处理小青“倒塔”时，小青竟又说：“……是我回转山上苦修数百年，大道已成，回转江南战胜法海，今日特到西湖打救娘子。……”这其实并不是“大道”之妙用无穷，而是作者主观上对“大道”存在着并不厌恶的心理。所以，飘飘忽忽地，既把“大道”用作为可代替人间自由、幸福的更好的东西，又可以用作为解救塔下人的奇术。从这里进一步可以判断作者的意图：解救白娘子的还是要靠这一套“大道”，还是有赖于神力佛法之类，足见仙佛力量之无穷无边。可是，别忘了，法海正是“仙佛”的代表，白娘子是再三叮嘱许仙别和法海往来的人物！用“大道”去毁塔，不仅是违反传说〔注八〕，而且也就无异叫统治阶级出来转圜。——难道这是“白蛇传”原来的意愿？
由于人物性格的模糊，也就混淆了本剧反封建的积极意义。由于“大道”在作者思想上作怪，更使“金钵记”在替神仙说教。例如上举白莲圣母之言，“恩有时变成怨”，原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但在剧中，却好像真的要使人觉得“变动无常”，宣扬错误的世界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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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来看一看“金钵记”的反历史主义倾向：
如前所说，因为作者固执了报恩之说，无法解说法海要迫害白氏的原因，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另外找一个矛盾，来代替白蛇传中的原有矛盾。而且，作者似乎也想在白蛇故事中“赋予了新义”〔注九〕，所以，在剧中生硬地插入倭寇侵略来作为白蛇故事的时代背景。
改编者把许仙的家世处理为：“爹爹妈妈吗？原在上海经商，只因倭寇侵凌，店子夷为平地，爹娘一气就双双亡故了。”
他把“盗银”处理成：小青所盗的钱塘库银，是汉奸汪直送给县官的。要县官在倭兵攻杭之日，作一内应，事成之后，再送五百。
他把原来的“散瘟”改为：“以法海为首的和尚们，是勾结倭奴的内奸，他们放毒害民，乘机造谣，伪称是上天降灾。而白娘子热心施药拯救灾民，揭穿内奸和尚的阴谋，因此，法海怀恨她，陷害她，……”〔注十〕
这样的安排，的确是“合情合理”地可以说明法海为什么仇恨白娘子。可是，它却根本否定了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题。如果“可以”如此这般的来对待神话白蛇故事，在今天，把白娘子和青儿处理成反细菌战前线的“护士”〔注十一〕，那不是更有“新义”吗？
但，这是一种粗暴地对待神话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良倾向。
别说明代的倭寇不同于抗战时的日寇，没有买过汉奸放毒，别说明代嘉靖年间上海还不是一个商埠，别说明代倭寇所至，千里无人，不容许仙和白娘子恋爱结婚和到镇江开药店行医，即使史实如此，这样的穿插和歪曲，也是破坏原故事的反封建的完整主题的。
而且别忘记，白蛇故事在宋代就已有雏型了〔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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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钵记”的缺点还不止上述，例如，它强调巧合，以巧合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旧本中，许仙发配苏州，是白娘子赶来寻到的。而“金钵记”却说许仙发配镇江，出外郊游，刚巧遇到白娘子与青儿。当青儿看见许仙时，居然说：“姑娘，无巧不成书，那边来的可不就是姑爷吗？”俨然说书人口吻。）剧中的地名和实际也不相符。（杭州别名武林，误为武陵。玩灵隐回来，应在岳坟下船，先到钱塘门，后到清波门，但剧中却说清波门比钱塘门近。）这些，也可以附带说明改编者的漫不经心。
“金钵记”改编的失败，是因为作者对旧的故事，没有很好吸取其中的精华，却保留了其中不少的糟粕；是因为作者想加入一些新的东西，但这些新的东西却如在红烧肉上再撒一把盐，使故事变了原来的美味。可是，造成这两个失败原因的，那还是由于作者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这个反封建斗争性很强的神话，因此，对旧戏中的毒素丧失鉴别力，对主题的严肃性体会不深，不能掌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却企图以另一矛盾来替代神话中原应表现的矛盾。于是，在有些场合中，正派人物反派化，反派人物正派化，不仅收不到反封建的教育效果，反而宣扬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神仙之谈。
“金钵记”改编的失败，应当是戏曲改革工作中的一个好教训。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好好掌握辩证法的分析批判武器，以及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戏曲改革——以至于一切工作，都将一事无成。
田汉的“金钵记”是编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演出的，当时没有言论自由，作者利用一点空隙骂骂汉奸，用心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解放后出版或上演此剧，作者没有认真的修改，就是极不严肃的态度了。
　　〔注一〕见“戏曲报”五卷五期，徐扶明作“谈应时戏”。
　　〔注二〕见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光明日报，方明作“让戏曲艺术更好的鼓舞和教育人民”。
　　〔注三〕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所载“‘白蛇传’试论”，和六月七日新闻日报“大众文娱”版所载刘梦德先生的文章，都持此论。
　　〔注四〕西安德兴堂发行。我所见的是一九二五年北京“京报”附刊“戏剧周刊”第十九号起连载的。
　　〔注五〕白蛇故事的宝卷至少有两种木刻本，一种叫“白蛇宝卷”，描写较简单。上海文益等书局的石印本，基本上是按这个本子翻印的。较为通行。“白氏宝卷”上下两卷，两厚册，封面题签作“雷峰古迹”，前有光绪三十四年“云山烟波氏”的序文。内容系根据弹词改写。大概是杭州刊行的。
　　〔注六〕见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戏曲大全”第七卷。原注说这个本子是“名旦苏州妹”的脚本，“非近世流传之俗本”。
　　〔注七〕这大约是一种民间的小唱本，长沙左三元刊行。原本未见，我是根据“湖南唱本提要”（以前民俗学会出版）的著录。
　　〔注八〕许多白蛇故事的本子中，都说小青回山，炼成飞刀，行刺法海未成，火烧雷峰塔。雷峰塔未倒时，塔顶已秃，杭州人传说是小青烧了的。
　　〔注九〕同注（一）
　　〔注十〕同注（一）
　　〔注十一〕“金钵记”第十一场：白氏为人医病时，“青儿一一招扶，有如护士”。
　　〔注十二〕见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宋人所作“小窗自纪”：“法师钵贮白蛇，覆于雷峰塔下。”又陈芝光“南宋杂诗”：“闻道雷峰覆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