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谭双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是指导我们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光荣旗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把我们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提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
然而，对于这个伟大事件，竟还有人好像视而不见甚或有意进行曲解。例如，最近海内外有些人士提出要用中国的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这两种见解表面看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的理论来源自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作为“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语），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来看，毫无疑义，它又包含着对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所以，它和“中国文化”分不开。当代，离开毛泽东思想来谈论所谓用中国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问题，只不过是二三十年代在我国曾出现过的“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论调的新变种。如果说那时对这种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观点还值得一驳，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并在当代中国文化形态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今天，再来翻“舶来品”论的新版，那就未免太无视客观现实而成为人们的笑柄了。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包含着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优秀成分的改造和吸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因为这个改造和吸收工作，使那些被吸收的优秀部分，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吸收呢？这里，至少可以列举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挖掘一些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理解、注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从中国伦理意识出发，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四海同胞主义”，一种“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第１４６页）。这种解释方式，固然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甚至错误的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思想资料的利用，使当时知识界对这种外来思潮，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从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和语言逐步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注意用中华民族的思维风格来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要移植于别的民族，必须穿起这个民族的服装，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而他们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实践力量。要使产生于欧洲的、带有西方语言文字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并变为他们手里自觉的思想武器，民族形式和语言风格的问题，更显得特别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根底，才能够恰当地运用中国的一个成语、一个寓言、一个历史故事或一个民间传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奥哲理及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剖解，并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例如：用“心之官则思”、“三思而行”、“每事问”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后发制人”等来丰富革命斗争策略；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来充实党的思想建设理论。毛泽东等人又反过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典型，铸造了像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这些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人格典范，使之永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熠熠发光！
第三，在思想内容上，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和全局的矛盾，赋诸一些合理命题以新的涵义。如孔子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段话，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要是看不到其中也包含着“片面真理”，便容易使“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这正是此段话片面与全局的矛盾，而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把它放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即“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４４—１４５页）毛泽东正是这样划分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界限，的确具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
第四，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这里，试举毛泽东对儒学“中庸”思想的批判与改造为例。长期以来，儒家“中庸”思想往往被看作是调和与折衷的同义词。毛泽东并没有囿于这种见解，认为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把“中庸”思想放在唯物论、辩证法的对立面加以批判和改造，使之获得新的内容。一是阐释了“中庸”思想的本来含义，并赋予它认识论的新意。“中庸”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把握表面看来似乎是对事物性质的偏离，但其实正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只有通过这种表面的“偏”，才能达到实质的“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对“过与不及”这样“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从而在事物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认识它和改造它。二是将儒家作为道德规范的“中庸”思想，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三是克服“中庸”的形而上学观念，向它注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４１—１４８页）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吸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说，又包含有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改造和吸收。因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概括”，它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绝不允许动摇。那种企图离开毛泽东思想来谈论什么儒学的指导作用，就只不过是历史上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顽固派观点的花样翻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批判的继承和无改造的吸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从根本上否认这二者的本质区别，以为这就找到了自己要求“全盘西化”的借口，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