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科研所的强军志——广州军区工程科研设计所记事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小科研所的强军志
——广州军区工程科研设计所记事
新华社记者 吴东峰 新华社通讯员 刘建新 李柏松
在一间简陋的展览厅里，陈列着近百件我军自己试制的新式常规武器装备：我军第一代大面积火箭扫雷车，荣获国际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金奖的火箭抛锚装置，在国内外军事装备上均属首创的刚柔组合爆破筒、机械式诡计地雷……
人们赞叹这批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敬佩广州军区工程科研设计所的科技人员那种可贵的“强军志”。
这里也是“战场”
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的竞争，是一场十分激烈的“特殊战争”。为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工科所的科技人员争分夺秒，顽强拚搏，攀登军事科技高峰。
这是发生在某试验场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枚长４米、重７５０公斤的炸弹静静地躺着。年过半百的工程师谭根源爬上弹体，双腿夹住弹头，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安装着电引信。而此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隐蔽在５００米远的地方。这是谭工程师研制的一种新型引信正在试验。由于首次应用，它的安装危险性很大。引信中的４条电路要和弹体相接，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掌握这种引信应用的第一手资料，谭根源不顾众人劝阻，一定要自己亲手组装引信。一阵令人窒息的沉寂后，一声巨响，宣告试验成功了。
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谭根源勇敢地闯过来了。这种电引信试制成功后，有关专家的评价是：结构新颖，设计巧妙，属国内首创。凡是了解这种引信试验过程的同志都说：“这可是谭工程师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啊！”
６０年代哈军工毕业的高级工程师余治国领衔主持研制一项被列为军队“八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的新设备。仅常规，要完成样机起码要３至４年。而余治国和５名科技人员只用１年，就拿出了样机。余治国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几年前的一次试验中不慎被钢架轧断，落下残疾。但他仍然和大家一样在工厂一蹲就是１年，光图纸就画了７００多张，常常累得他那只伤残的手断裂般的疼痛。工厂有人不解地问：“你们干活怎么像打仗一样？”余治国回答说：“世界军事科学发展很快，我们如果不拚命干，就要落后，就要挨打啊！”
为了减轻一两的重荷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１２名科技人员每人都背负着一个士兵的全部武器装备冲击、卧倒、匍匐前进……一个个大汗淋漓，有人砸坏了眼镜，有人磨破了衣裤。
原来是一种新型“火箭爆破器”即将进入试验定型阶段，老式“火箭爆破器”每具上百公斤，要５人背，现在虽已减到２５公斤，但大家仍不满足。
于是，胡在银所长带领项目组的同志亲身体验士兵的负荷感受。
又是１００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先用简便的拉火管代替笨重的点火器。又试制了一种稳定方向的阻力伞，淘汰了固定桩和打桩工具。爆破器重量从２５公斤降到了２１公斤，再降到了１７公斤半。大家还不满足：“如果把包装箱改进一下，打开后就是一个发射架，不又可以减轻几两吗？”一个只有１７公斤重的火箭爆破器就这样在反复改进中诞生了。
工程师陈润泉在边防部队调研时，了解到部队的野战木工工具有５０多公斤重，携带和操作很不方便。回来后，这位湖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当起了木工师傅。砍、刨、锯、凿，边学边干，边干边改进。短短５０天，他和工程师高建华就研制出结构灵巧、配套多用的“８５式野战木工工具”。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科研室主任高建华为了研制一新式武器装备，整整用了两年时间。这种装备国际上无先例，技术复杂，研制难度很大。他查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设计了４０多个方案，画了３００多张图纸，经过１２０多次实验，终于取得了成功。正当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技术鉴定，处于申报科技奖的关键时期，上级赋予科研室到某高原部队培训教学的任务。
“大伙手头上都有科研项目，让我去吧！”高建华找所领导主动请缨。
就这样，高建华带领两名工程师踏上了传经之路。
高原空气稀薄，为获取新式武器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有关精确数据，保证教学质量，他们在炎热的沙漠里，一边吸着氧气，一边穿行在数千米的武器与弹着点之间测量发射距离。在高原１个月，高建华和两位工程师为部队培训了８００多名技术骨干。临行前，部队官兵们将３枚金灿灿的“工程兵勋章”佩带在他们的胸前。
９个春秋，工科所的科技人员共编写教材１２种１１３万字，办培训班３９期，培训技术骨干５０００多人次。从喜马拉雅山脉到东海前哨，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足迹，洒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