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上的丰碑——贺绿汀谈抗战救亡歌曲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音乐史上的丰碑
——贺绿汀谈抗战救亡歌曲
戴鹏海
今年９月１８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６０周年。６０年前，我国的音乐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开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几年中，创作并演出了许许多多表现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的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巨大作用，鼓舞、激发了人民大众的抗日爱国情绪，而且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写下了中国音乐史极其辉煌的篇章，留下了不少精品，久唱不衰，至今传诵。
贺绿汀同志是我国当代老一辈杰出音乐家。３０年代，他在投身救亡运动期间，创作了《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救亡歌曲。后来，他又在演剧队、大后方和根据地从事创作和教学。著名的《游击队歌》、《干一场》、《保家乡》、《垦春泥》、《嘉陵江上》等抗战作品，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可以说，抗日救亡的岁月，是贺老创作生涯中最活跃、最具光彩的时期。
最近，我走访了已经８９岁高龄的贺绿汀同志，请他就救亡运动和抗战期间的歌曲创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抗战救亡歌曲的发展历程时，贺老说：３０年代的救亡运动和后来的战争，是一次包括音乐界在内的全民总动员。日本的侵略，极大地激发了音乐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连《毛毛雨》、《桃花江》的作者黎锦晖，也改弦易辙，创作了很有气势的救亡歌曲。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贺老说：“九·一八”事变那年，他正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经常和同学、群众参加救亡集会，但大家都苦于没有合适的歌曲唱。当时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只好把一首外国曲调填上“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的词，指挥大家高唱。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以黄自为首的“音专”师生，突击创作了一批救亡歌曲。其中黄自作词谱曲的《抗日歌》（后改名为《抗敌歌》），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从１９３３年起，聂耳的救亡歌曲陆续问世。他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名作，把当时的救亡歌曲创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且借助进步影片的媒介，迅速传播开来。这些作品使救亡歌曲在更大的范围内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聂耳不愧是“开路先锋”。到了１９３５年前后，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并向全国辐射开去的救亡歌咏运动也应运而生，并且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达到了高潮。救亡歌咏运动的出现，好似荒山烈火，顷刻之间成为燎原之势。当时上海的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主要是吕骥和刘良模。他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冼星海是救亡歌咏运动的主将，写下许多有影响的救亡歌曲。这个运动还造就了一批作曲人才，如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等，都是当时街头巷尾随处可闻的。人们正是在这些或昂扬、或悲壮的战歌声中，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
贺老对八年抗战期间的歌曲创作评价极高，认为是我国歌曲创作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全面抗战催发了音乐工作者的积极性。数以百计的作曲家自觉地投入现实斗争，谱写了成千上万首歌曲。其中的优秀之作，不仅体裁形式丰富多样，而且兼具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比较完美的结合。一些抗战名曲，如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夏之秋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刘雪庵的《长城谣》、陆华柏的《故乡》、张曙的《保卫国土》、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和《黄河大合唱》、吕骥的《开荒》、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后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延安颂》、马可的《南泥湾》、安波的《拥军花鼓》、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流传面极广，有的甚至今天还在传唱。
在谈到抗战救亡歌曲的影响和作用时，贺老说：整个抗战期间，到处都是抗日歌声汇成的海洋。这些歌曲有如空气、阳光、雨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部分，激起了整个民族抗战的情绪，动员了无数同胞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战工作。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的：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就是背着背包，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踏上征途，奔赴延安的。
贺老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看抗战救亡歌曲是怎样产生发展的，仍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启示。（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