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章谈起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从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章谈起
　　吴正裕
毛泽东和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两颗灿烂的巨星。早在抗日时期，他们就有翰墨来往。建国以后，他们时有诗词唱和。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开始公开发表自己的一些诗词，有时他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例如，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于９月７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两次写信，直率地谈了修改意见。毛泽东在９月１３日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１９６２年正值全国筹备纪念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０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文学》５月号上发表他作于３０多年前“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些注释性的文字，以便于青年读者们了解。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４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郭老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与此同时，郭沫若欣然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稿，于５月１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５月９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郭沫若在《喜读》中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２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１９３４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若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老的口吻改写了一段文字（以下简称《改文》），其中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毛泽东的《改文》长达五六百字，是一件珍贵的文献，不仅对研究毛泽东的《娄山关》词，而且对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２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经查上述报刊，《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翻阅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最近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６０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她还说，关于父亲的文艺评论文章，他生前没有来得及编辑成书，因此那篇文章尚未能按毛主席的修改出版。郭平英透露，在郭老的文稿中，记载了同毛主席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之画框框。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他的解释使注家有争论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一）是写一天的，上阕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
（二）描述的是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１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
（三）词中“从头越”，宜解作再战娄山关时的重新跨越，这样解释更能反映红军攻无不克的英勇精神；如果解释为“从山头上越过去”，就显得平淡无奇，难以体现红军第二次攻克“雄关”的英雄气概。
（四）《娄山关》词不是像有的注家所说，不是第二次重取娄山关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
（五）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
毛泽东的《改文》指出：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２月”。毛泽东的这一段回忆告诉我们，１９３５年２月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中央红军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江北上，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转为实施向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挥师东进、再取遵义。据周恩来１９７２年６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说，在“鸡鸣三省”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这说明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的《改文》说，“１９３５年１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这可能是一个笔误。据《聂荣臻回忆录》和杨成武《忆长征》记载，中央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是在１月１０日，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任政委）完成攻占任务的。遵义会议后，１月１９日红军经过娄山关，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因为那时娄山关早在我军控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