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题材随想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领袖题材随想
胡可
近来接连看了几部描写革命领袖的话剧，它们是《毛泽东的故事》、《使命》、《之伢子》、《周君恩来》、《李大钊》。看后激动之余，曾引起一些联想。
在我国的戏剧舞台上，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出现还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我国的革命历史，作为社会主义戏剧的题材源泉之一，其中有许多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经历分不开。作为真实人物的革命领袖成为戏剧的主人公，应该是很自然的。可是这类描写真实领袖人物的戏剧，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里几乎是一块空白。当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中央领导同志不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不成文规定。这一规定从提倡谦虚谨慎、防止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意义上看，无疑是对的；可是它也限制了描写革命领袖题材戏剧的发展。记得１９５１年演出的歌剧《长征》，最后一场曾难得地出现了毛主席，但仅仅是作了一个姿势和说了一句话；１９５９年演出的话剧《八一风暴》，写到周恩来和贺龙的事迹，但都用的是化名；同年演出的话剧《东进序曲》，剧中写了陈毅，却只是打来电话而并未出场。经过１０年浩劫，人们景仰的许多革命前辈相继去世，情况有了变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描写革命领袖的戏剧作品也就纷纷破土而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出现的话剧《报童》、《秋收霹雳》、《曙光》、《陈毅出山》、《西安事变》、《北上》、《平津决战》、《彭大将军》、《朱德军长》、《东进！东进》、《神州风雷》、《巍巍昆仑》等一批描写领袖形象的作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就观众心理来说，那是同当时人们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情绪相联系的；就戏剧工作者方面来说，则是长期生活积累和创作酝酿对时代要求的一种积极的回答。那批戏剧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感情，产生了很大的凝聚力。而近两年来出现的这批描写领袖（包括领袖的青少年时代）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则反映着今天广大观众的一种愿望，一种心理要求。经过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后，许多人都在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行反思，对生活持严肃态度的青年人更渴望了解过去知之不多的我国近现代的历史，渴望从我党领袖们的斗争经历中寻找答案，从他们的探求真理和忧国忧民的伟大人格中汲取精神力量。而面对着腐败风气对党的肌体的侵蚀，体现在这批戏剧中领袖人物的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那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更使广大观众受到鼓舞和启迪，从而增强了向腐败风气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从前年演出的话剧《中国·１９４９》到最近这批描写领袖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它们所产生的强烈反响，一再使我们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到领袖题材艺术作品的强大生命力。
领袖题材不同于其他题材。它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描写作为真实人物的老一辈革命家。这些革命家，各自有着鲜明的个性，而透过各自鲜明的个性显现出无产阶级党性的光辉，体现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共有的优秀品质。十几年来，领袖题材的戏剧创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初步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大家明确认识到，必须把剧中的领袖人物作为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来描写，而摒弃了那种不同程度地把领袖神化的作法。记得一开始，当我们在舞台上能毕肖地扮演我国领袖人物的时候，曾感到极大的兴奋，那时，舞台上出现领袖人物，只要形似就会博得掌声，而演员作到形神兼备就更属难得了。至于那剧本，一般说来是写得比较拘谨的，基本上仰仗着重大事件中领袖的判断和决策，很少在处理大事之外也在同周围人们的日常关系中像普通人那样展示内心的情感。而这一点，在今天的一些描写领袖的剧作中，却已经完全作到了。如大连话剧团的《使命》，是把毛泽东置于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来描写的，它既写了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在国家命运的严峻时刻以其超人的胆识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又写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为这一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爱子，并经受了失子之痛。剧本既写了他不同于常人的领袖素质，又写了他同常人一样的亲人感情，而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感情表现又是异乎常人的。我国描写抗美援朝的戏剧作品不少，而《使命》一剧通过毛泽东的个人命运来达到对抗美援朝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概括，这是只有今天才有可能作得到的。又如西安话剧院的《毛泽东的故事》，这一剧作甚至完全摆脱开重大历史事件的依托，而只靠了撷取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几个片断来构成戏剧冲突，让观众从平凡事件中来感受领袖的非凡品质，让观众从领袖个人的欢乐、烦恼和痛苦之中，从他对自身失误的觉察中，来感受领袖的伟大胸怀。而这些，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由于领袖都是真实的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都是可以凭空虚构的，因此，近几年来大量史料的披露和领袖身边人员回忆文章的发表，实在功不可没，它们为剧作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使他们得以更接近真实地塑造领袖的形象。
由于广大青少年观众对革命领袖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兴趣，近几年来相继出现了一批描写领袖青少年时代的戏剧，如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的《少年周恩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之伢子》，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周君恩来》等。领袖的童年，在我国戏剧创作上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它是领袖生平的一部分，主人公却还不是后来的领袖，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或封建家庭的孩子，孩子们的天性同样存在于他们身上。但他们的童年却受到了逆境的锻炼，使他们逐渐具有了某些异于常人的品质。这些戏剧的作者，着眼于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磨难，着眼于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如何震撼着领袖童年的心灵，着眼于他们身边的各种人包括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给予他们的良好影响，同时深刻描写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对周围事物的严肃思考，而绝不把他们写成生而知之的神童。如写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之伢子》，在描写毛泽东因渴望读书而对父亲进行反抗的同时，也写了饥民造反被屠杀带给少年毛泽东思想上的震动，以及他如何在李漱清老师的启发下抛弃了原有的迷信思想。又如描写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周君恩来》，那正是我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篡夺、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五四”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刻。戏剧充分描写了这一历史背景。而一心求索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的青年周恩来，终于在东渡日本之后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着力于社会环境的描写以展示领袖性格成长轨迹的作法，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其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而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关于戏剧创作中要不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需再争论了。我想，除了现实生活中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堪为榜样的英雄人物需要描写而外，人们熟知的革命领袖更是人们心中久已倾慕的英雄，无疑也是应该大力描写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榜样的感召，既需要雷锋、焦裕禄，赖宁，也需要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朱德、彭德怀、陈毅。群众中传诵着的英雄被编为戏剧上演，本是古今中外的通例，而群众的历史知识很多也是从观赏戏剧中获得。革命领袖的经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应是很自然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７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状况。要以对今后十年乃至下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着眼于培养广大青少年。”“要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在今天，描写老一辈革命家的戏剧和影视，非常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而就我国革命历史和老一辈革命家经历的丰富性来说，目前我们所作的仅仅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