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
　　钱学森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我这算不得讲话，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各位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有效组织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取得成功的。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的领导、新的领导，没有你们的领导，我是做不成的。我还要感谢在座的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也会一事无成。同时，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座的医务工作人员。因为几十年来，我能为党工作，身体健康，没有你们的精心照顾也是办不到的。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讲话，头脑还清醒，那就是你们的功劳。
所以，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呵。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这个人本来很少想过去，总是忙眼前的事，而且还经常考虑未来。看到授予我荣誉称号通知后的这几天，我才想想过去，真是思绪万千！
　 （一）
我首先想到的，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快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今天还流落异乡，饮恨终生。老一代革命家中，直接领导我的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如果不是周总理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费尽心力保证我的安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人世了。聂荣臻元帅在６０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供应问题，给我们送来了“特供”。每念及此，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所以，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再者，如果没有我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我工作、生活的关怀和指导，我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刚回国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今天在座的有张劲夫同志，那时您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是我的领导。我一直记得，在５０年代，你每个星期六上午组织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所长座谈，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十来个人参加，先让我们发言，大家敞开思想讲，然后您用３０分钟作总结发言。每星期六的这个会，我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想到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老院长。他若发现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思想问题，有什么政策问题搞不清楚，郭老就找一个下午，亲自给我们作报告。
郭老知识渊博，他的报告可不寻常，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什么都谈，讲着讲着还爆发了诗兴，作诗赋词。听完郭老的报告，我们这些人心里有什么疙瘩也解开了。所以，在科学院这几年的工作，我是很幸福的。
后来我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也就是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现在的航空航天工业部。党和国家给我这个任务，说实在的，开始我心里也没数。在美国，我懂一点导弹、卫星的事，但也没有真正发射过导弹、卫星，怎么办？只好和大家商量。当时南苑的一院，长辛店的三院，家属宿舍都未盖好，科技人员们只好每星期六下午坐班车回阜成路的大院的家，星期一早上又乘班车去上班。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各个型号的技术负责人请到我宿舍去讨论问题。总工程师都畅所欲言，这对明确许多问题、解决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我仍住在这几间房子里。它使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时代每星期天下午的会。
１９７０年我调到国防科委，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委的几代领导对我的工作、生活的安排，是很关心、很细致的，对我也是很爱护的。我至今仍在国防科工委办公，这里有一个理想的办公环境，国防科工委机关整个工作系统组织得是很好的、很有效的。所以我对于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委几代领导非常感激，永志不忘。
　 （二）
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大家可以想想，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９年，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励儒先生确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北京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得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下面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对我的爱人蒋英同志的感激。我们结婚已经４４年了，这４４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５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５年间她管家，蒋英同志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我还要向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干什么的大家知道了。蒋英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三）
最后我要表达一下，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很激动。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１９５５年，当时我到美国已经２０年了。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跟美国的好朋友都不客气地说，虽然当时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是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那么后来呢，我师从全世界闻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他教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到１９５５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７４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２０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后来乘船回国，船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停下来，上来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这个记者头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对这个家伙没好气，我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那位记者见捞不到什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是，仅仅４年以后，在建国１０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今天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４０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今天不怎么激动也还有另一个道理，就是在刚才领导同志的讲话里，在聂荣臻同志的贺信里，他讲人民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我想，但愿如此。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我怎么样，还有待于将来吧。所以我想，我还要努力。那么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今天向各位领导，向江总书记、杨主席汇报。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江总书记在建党７０周年的讲话里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假设我们把这个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了，就跟放卫星一样，完全可以用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并指教我们这些人开创的事业一定要继续干下去，还要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我今天就向领导同志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心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