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建三峡工程　解除心腹之患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三峡工程论坛

　　兴建三峡工程　解除心腹之患
陶述曾
编者按：陶述曾老先生是著名水利专家和土木工程专家，生于１８９６年，现年９５岁。他早年任武汉大学教授，１９４６年任黄河花园口堵口总工程师。解放后，任湖北省交通厅厅长。１９５４年武汉防汛斗争中他任总工程师，后任水利厅厅长、湖北省副省长，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监委、民革湖北省委名誉主委、湖北省科协名誉主席、湖北省水利学会名誉理事。
我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向往，为时久矣。这倒不是我的职业偏爱，而是这项工程在基本解除长江洪水灾害这一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和发挥发电、航运、供水、养殖等巨大综合效益方面作用甚大，意义深远。
早在２０年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在三峡筑坝的设想。４０年代初，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应邀来华，曾到南津关地区实地勘察，打了钻孔，对开发长江三峡河段作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在三峡修建高坝的初步计划。与此同时，我国有关方面也曾先后提出过勘测报告和建设设想。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这些勘测文件只能束之高阁，任其尘封。我国的有识之士只能背倚青山，望江兴叹！
我从事水利工作多年，１９３５年汉江遥堤溃决后的堵口复堤，１９４６年黄河花园口堵口，１９５４年武汉防汛之战等，我都曾参与其事，并担任技术负责人，对洪水灾害的切肤之痛，体会尤深。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之后，中央对长江的防洪问题，更为重视。为寻求根治洪患的治本之策，我又与三峡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只要条件许可，凡有三峡的文件，我必研究；凡有三峡的会议，我必参加；凡有三峡的文章，我力争阅读，总之我对三峡工程总是魂牵梦绕，念念不忘。
今年太湖流域的梅雨涝灾，滁河地区和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造成很大损失，我朝夕关注，忧心如焚。幸赖中央处理得当，灾区人民奋力抗洪，全国上下同心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把灾害减少到最低范围，但损失已经不小。不过，淮河和太湖流域的水灾，较之长江历史上的大洪灾（且不说１８７０年那样的洪水，只与１９５４年的洪水比），那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痛定思痛，来者可追。
１９８６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过去几十年工作基础上，组织全国各专业的４００多位专家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进行了近三年的重新论证，得出的总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就我所掌握、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结论。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汛期洪水峰高量大，而中下游河道的安全泄量又远远不能适应。因此，我国经济密度带和人口高度集中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特别是湘鄂两省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一直处于洪水灾害的严重威胁之下。我长期参与并负责湖北省的防汛工作，对荆江大堤防洪的严峻形势体会尤深。荆江大堤始建于东晋，成形于明代，堤身全长１８２公里，目前平均高度１２—１４米，最大高度１６米，是江汉平原的生命堤，保护着荆北１１６０万亩耕地和７００余万人口的安全。每届汛期，洪水位高出地面十余米，数万防汛军民昼夜巡查，以防不测。荆江大堤万一溃决，将有数万立方米／秒的洪流，以十余米的水头直泻而下，冲毁江汉平原的大批农田和城镇，整个平原区将成一片泽国。洪水并将东下直逼武汉市，势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经济损失，并将打乱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总部署，后果不堪设想。
据历史记载，长江中下游水灾频仍，发展趋势日益严重，自汉代至清末的２０００多年中，中下游曾发生洪灾２１４次，平均１０年一次。近代，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发生较大水灾七次，平均５—６年一次。１９３１年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淹没农田达５０９０万亩，淹死１４．５万人。汉口市被淹三个月，市内陆地行船。这一年水灾的严重，比黄河１９３８年全河改道的大灾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要大六七倍。１９３５年大水，淹没农田２２６４万亩，淹死１４．２万人，支流汉江遥堤决口，一夜之间淹死８万人，钟祥县旧口区至今还留下当年溃口冲决的深潭，令人触目惊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长江防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来抓。我国水利专家在党和政府组织领导下，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长江防洪的基本指导思想：以荆江防洪为重点，按照“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方针和“江湖两利”，“南北岸兼顾”，“上下游协调”的原则，采取合理加高加固堤防，安排与建设平原分蓄洪区，兴建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骨干的干支流水库，以及加强中下游河道整治和上游水土保持等综合治理措施，配合加强洪水预报和防汛抢险等非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在以上诸多综合措施中，兴建三峡水利枢纽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关键工程。
中华民族同水旱灾害奋斗了３０００多年，但对于洪水，一直是筑堤、分洪打防御战或退却战。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舍车保帅”，甚至“以邻为壑”，造成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水灾也只能是“急则治标”，即大力加高加固堤防和建设分蓄洪区。后来，有了上述的水利方针，有了拦洪兴建大坝这个锐利武器，我国治水才进入治本的新时代。与三峡大坝方案同时或较早提出的其它河流上的大坝方案，其中如永定河的官厅、黄河的三门峡、汉江的丹江口等等，这些都建成了，大坝下游的水灾都得到基本解决，同时收到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配合杜家台分洪工程的运用，使汉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基本解除，这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总库容为３９３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可以有效地减缓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这是由于三峡大坝坝址位于宜昌市上游４０公里，紧邻长江防洪形势最为严峻的荆江河段，可以直接控制荆江河段洪水来量的９５％以上，武汉以上洪水来量的２／３左右。利用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可以对荆江的洪峰流量进行直接的控制和调节，是缓解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防止发生毁灭性灾害的有效措施，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峡工程建成后，不仅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以上游来水为主的洪水（如１８６０、１８７０、１９８１年）可以直接进行控制，对全流域型洪水（如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４年）或中、下游型的洪水（如１９３５、１９８０年），也有较好的补偿调节作用。因为后两种类型的洪水，宜昌以上来水仍占主要部分。多年平均长江主汛期７—８月份洪水总量中，宜昌来量占城陵矶洪水总量８０．３％，占武汉以上洪水来量的７２％。
据专家组论证，三峡水库的主要防洪作用是，可以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现在的能抵御约１０年一遇的洪水，提高到抵御１００年一遇的洪水。也就是说，遭到１００年一遇以下的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后，可控制上荆江枝城站最大流量从８７０００立方米／秒减少到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不需要使用荆江分洪区就能使荆江河段安全行洪，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如果遇到千年一遇或类似１８７０年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后，枝城站的流量可以从约１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减至７５０００立方米／秒左右；配以荆江分洪和其它分蓄洪区的运用，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４５．０米，为避免荆江南北两岸的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灾害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在防洪方面，还有其他许多好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仅就其荦荦大者，就可见到三峡工程在防洪方面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亲身经历过１９５４年洪水，记忆犹新。那年，在中央的直接指挥和全国人民的通力支持下，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安全，但是，灾害仍极严重，计淹没农田４７５５万亩，受灾人口１８８８万人，死亡３万余人。京广铁路有百天不能正常通车。１９５４年以后，我们在堤防加固、分蓄洪工程和兴建支流水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８０年，又以防御１９５４年那种洪水为目标，制订了在三峡工程建成前的相应的防御措施，并在继续实施。但是这些措施实现后，防御标准仍很低，长江干流仅可防御１０—２０年一遇洪水。超过这一标准，需分洪牺牲局部以缩小灾害范围。如再遇１９５４年那样的洪水，仍需淹没农田上千万亩，临时迁移数百万人。仅此一项，造成直接损失的数字，据我粗略估算，和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不相上下。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１９５４年洪水时，长江上游洪峰还不算太大，宜昌最大洪峰为６６８００立方米／秒，仅约１５—２０年一遇，对荆江地区的威胁不算是最严重。而根据历史洪水调查，１８７０年宜昌洪峰流量约为１１万立方米／秒。如何防御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的特大洪水？经过全国有关专业的专家们的论证，除了修建三峡水库外，至今还没有找到其他现实可行的措施能防止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灾害。这就不难理解荆江两岸人民为什么若大旱之望云霓般地盼望三峡工程早日兴建的了。
三峡工程除防汛作用之外，发电、航运、引水等其它综合效益也很显著，其他专家当会论述。
但愿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在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热切期望中早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