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事业的卓越领导者——深切怀念宋时轮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军事科学事业的卓越领导者
——深切怀念宋时轮同志
·军事科学院·
我们敬爱的老院长宋时轮同志不幸逝世了。党、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理论家、教育家，军事科学研究战线失去了一位辛勤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全院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
宋时轮同志于北伐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自那时起，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艰苦奋斗６０多个春秋，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作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以治军严明、决心果断著称。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或指挥过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战功卓著。他既是智勇兼备的战将，又是文武双全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曾数度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受命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后任院长，长期献身于我军军事科学事业，直至退居二线。
宋时轮同志到军事科学院任职后，协助叶剑英院长兼政委，积极组织筹建工作，为军事科学院的建立及迅速展开学术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先后直接领导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团营战斗条令和《战役学》的编写，为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宋时轮同志遭到长时间的政治迫害，直到１９７１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恢复工作。他根据中央军委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两次率工作组深入有关军区调查研究，就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影响，向中央军委反映了真实情况，提出了建议报告。１９７２年，他受命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与第一政委粟裕等同志一道，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迅速使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四人帮”篡党乱军活动十分猖獗。宋时轮同志对此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采取当时可能采取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老干部，他和粟裕等同志一起，沉着应付，保持了军事科学院的稳定。１９７５年，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他和粟裕同志认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将“四人帮”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向有关领导干部打了招呼，使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警觉。他多次指示《军事学术》杂志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不要“跟风走”、“赶浪头”，并先后明确指示《军事学术》杂志不要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不要刊登王洪文搞所谓第二武装的经验，不要采用鼓吹取消常备军的稿件。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些同志由于公开表示不满而受到追查。每当出现这种事情，宋时轮同志都不惧风险，亲自布置应付措施，想方设法保护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时已年逾古稀的宋时轮同志革命精神愈益焕发，他和粟裕等同志领导军事科学院新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培训了大批研究干部，完成了数百个科研项目，并部署进行了科研改革，为新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７２年以后，宋时轮同志还兼任过全军军史、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军事卷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为推动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１９７７年，由邓小平同志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宋时轮同志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不顾７０多岁的高龄，跑遍了所有大军区，深入部队和院校，深入课堂、操场以及宿舍、食堂，认真视察，亲自示范，指导训练和教学工作，并与战士、学员、基层干部广泛交谈，了解真情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向中央军委作出汇报，提出建议，对我军教育训练工作拨乱反正、提高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调整和增建军事院校的报告》，经中央军委批准实施，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１００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他还率领３００多人，深入前线部队，调查研究，系统总结作战经验，编写战例，为部队战备和训练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宋时轮同志在军事科学院工作近３０年，为我军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他始终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当作领导科研的根本职责，同时努力按照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领导科研。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这是宋时轮同志领导科研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统一全体研究人员的学术思想，解决建军和作战的各种学术问题的指导思想。要把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始终。”他反复强调，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正确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研究工作，既反对以僵化、教条的态度也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１９６５年初，他在代表院常委作的关于军事学术思想整风总结中，严肃批评了靠抄书、主要是抄毛泽东著作搞研究的作法，认为那“不是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他说，在“条令中引用主席著作中的精辟语言是应该的，……但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照抄照引，正如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中所指出的，即使摘引的都是很好的话，对其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可是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当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的历史条件下，他这样鲜明地反对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粉碎“四人帮”和纠正“两个凡是”之后，在某些人中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宋时轮同志在科研工作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他在为中央党校学员和驻京高级干部讲课时，专门讲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如何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专著和大部分论文，也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他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态度，受到大家由衷的敬佩。
宋时轮同志把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称作“科研之本”，常抓不懈。他经常强调，“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立足点”，“研究人员的革命干劲要发挥在这里，基本功要练在这里。”他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包括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军史、战史研究更要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深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在他直接领导的科研项目中，他总是带领大家从深入实际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入手开展工作。他反对研究工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６０年代的一次会议上，他批评了三种不良现象：“１、不是从大量的资料研究中找出规律，而是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２、不是从调查研究着手，在熟悉历史资料、现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概念、理论，而是先有框框、概念，然后去找材料证明；３、在资料不够或资料没有很好钻研的情况下，凭‘想当然’轻易地下结论。”严肃指出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必须加以纠正。鉴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严重破坏，他为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恢复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每年部署与总结学术工作时，他都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根据情况提出具体要求，对全院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搞好研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时轮同志还强调军事科学研究要“坚持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争服务的方向”，“研究解决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等方面的重大学术问题。”他曾协助叶剑英同志组织协调全军编写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以后在担任院长期间，又领导了修订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和共同条令，编写《战役学纲要》、《游击战纲要》、《司令部工作条例》和有关的战斗行动教令与勤务教令等。《战略学》和《国家军制学》等专著也在那时完成了大部分编撰工作。他十分重视现代条件对国防建设和作战的影响，领导全院根据敌我军队发展情况、现代战争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有关现代条件下建军、作战的专题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研究报告。他领导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使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在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为部队指挥自动化建设和训练服务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经常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和院校参观见学、调查研究，据以选择与完成了一些部队训练与作战亟需的研究项目。
治学严谨，是宋时轮同志始终保持的优良作风，也是他对研究人员的一贯要求。他常说，军事科学院是研究打仗的，我们搞出来的学术成品如果有错误，部队拿了去用就要多流血、多死人！他要求大家以对军队建设和战争胜利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来搞科学研究。他把不善调查、懒于动脑、抓住一星半点资料就下结论的做法，斥之为“伪科学”。指出“伪科学得不出反映事物本质的结论”，“拿出去要害人的”。他对学术成品质量十分重视，并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对重大的学术成品，他都亲自组织审查，有些重要部分还要动笔修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为此不知熬过多少夜晚，花费了多少心血！
宋时轮同志经常强调，军事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对军事领域进行新的探索。他指出，如果仅仅是重复前人已有的结论，照抄照搬前人的著作、语录，科学研究的生命就终止了。他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要求研究人员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从事研究；在这一前提下，学术上要大胆争鸣，勇于发表意见，说错了也不要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严格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能把学术上的问题都笼统地说成是政治问题，不能把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思想问题，不能把学术上保留不同意见说成是组织问题。
宋时轮同志主张领导学术研究必须“亲自下水”，深入实际。他说，只动口不动手，对于领导学术研究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懂，同样要学习，要调查，要跟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只有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才能取得领导权，保证研究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他在直接领导的研究项目中，总是与课题组同步作业。主要的资料，他都要阅读。在设计课题、拟定纲目和审查文稿过程中，他都要参加讨论或提出修改意见。有些课题的重要部分，如《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的“原则”部分，他还亲自拟定条目。他在担任院长的１３年中，除了经常深入研究第一线外，坚持每年年初和年中同各个学术部门座谈，面对面地听取汇报，研究工作。由于他平时工作深入，因而对各学科的发展和重大研究项目，都有独到见解，能给以及时、有力的指导。
宋时轮同志是卓越的科研领导者，也是勤奋的研究员。他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先后发表过８篇重要论文，并在１９８３年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他在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是一部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专著。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长期潜心于战略问题的研究。他对国际风云变幻保持着特殊的敏锐，善于从一些细微变化中思考对我国战略的影响和对策。７０年代以来，他在战略方针、未来反侵略作战、国家军事制度、国防力量建设等方面，多次向中央军委报送书面建议。直到１９９１年病重之前，他仍在悉心探讨军事战略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准备整理成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书面报告，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去。他这种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孜孜不倦，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宋时轮同志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开夜车，对于他是常有的事。他工作标准高，对己严，对人也严，有时批评起人来甚至声色俱厉。由于他为人坦诚、出以公心，即使有时批评分寸欠妥，也能得到大家的谅解。他严于解剖自己，在退居二线时的全院大会上，特别就自己有时工作要求过高过急、批评多、鼓励少的问题，向大家致歉。他这种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院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宋时轮同志胸襟开阔，即使对反对过他的人，也不计个人恩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有的甚至有过激言行。宋时轮同志恢复工作并担任院长后，这些同志难免存有顾虑。为此，他在大会小会各种场合，反复申明，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必须按照党的政策严肃处理；但对他个人批错了的，一概不算数。并希望那些同志放下包袱，专心工作。
宋时轮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品格，在军事科学院有口皆碑。他的住房是５０年代末改建的旧式平房，采光不好，夏季潮湿。有关部门曾多次建议翻修，他都婉言谢绝了。直到１９７８年部分房顶出现塌陷危险，他才同意简单翻修。他家中陈设简朴。几只沙发和藤椅都是用了几十年和十几年的。他在入朝作战时购置的一件蓝色呢外套，袖口、袖肘都已破损，直到今年初春仍用来御寒，不让丢掉。平时，常有老同事、老战友和老部下来家看望，他往往热情地留下吃饭，但都是自家招待，从未以公款请客。有时因公来人，赶上开饭时间，他也请到家中就餐，大家诙谐地说他是“私款请公客”。他曾请营房部门帮助做过书架、角柜等一些小家具，但每次都嘱咐工作人员帮他付款，并亲自检查落实，从不占公家便宜。退居二线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本色。近几年，宋时轮同志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不止一次向夫人交待，在他去“见马克思”时，丧事一定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浪费国家的物力财力。
宋时轮同志是我们党的一名老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常说，党龄越长，受到党的教育越多，越要照党的规矩办事。他始终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章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凡事都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对待与处理。他由衷地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充满信心。他患病以后，党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上海市委和军事科学院党委对他的治疗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想尽了一切办法，并多次派人探视。他对此深为感激，多次请探视者转告党组织不要为他操心，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他在重病后期，床上活动已十分艰难，但只要得知党组织派人探视，总是要在护理人员帮助下挣扎着坐起来与来者见面，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尊重和深情。
宋时轮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智慧、学识和经验已融入不断发展着的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之中。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坚定性，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勤奋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