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涂长望教授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涂长望教授
施雅风
涂长望教授离开我们快３０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展现在眼前，他为科学与民主坚毅奋斗、不屈不挠的事迹激励我们后来者继续努力。现就接触到的印象深刻的几件事，简述于后，以为纪念。
１９３９年春，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涂师从重庆来到广西，就任刚迁到那里的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学教授。我那时正在史地系一年级读书。在一个小型的师生联欢会上，首次见到涂师。他中等身材，三十来岁，鼻架眼镜，穿一套素色西装。系主任张其昀介绍说：“涂先生英国留学，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多年，发表过许多出色论文，是国际知名的气象学者。”并随手拿出涂师在一份德国出版的杂志上发表的近作，以为证明。他又说：“涂先生能来史地系任教，联想起前次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来系任教，一管天，一管地，都是史地系的大幸。”涂师在浙大开设了５门课程，即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天气预报和大气物理，我学习了除天气预报以外的４门课。当时条件很差，没有教本和讲义，全凭老师口讲，学生笔记。涂师讲课条理清晰，不快不慢，常就一些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问题向学生指名提问，锻炼学生思考能力。在涂先生的教育下，不少学生毕业后从事气象工作，并卓有成就。１９４０年浙大迁至贵州后，成立研究院，招收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等均来浙大读研究生，拜涂师为导师，开辟新的研究课题。毕业后又去美国深造，毕生致力气象研究，均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１９４２年初，浙江大学发生倒孔（祥熙）的学生运动。事后，原学生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由于参加学生游行被撤职审查。涂师的一位助教兼研究生，被指派继任三青团书记，涂师深为不满，劝阻未成，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便愤然辞职离校。离遵义前他到我的导师叶良辅教授处辞行，我适在场，涂师倾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和亲国民党的系主任的强烈不满。叶师也深表同感。涂师从到浙大至离开浙大前后不到４年，但给浙大师生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涂师很早就树立了爱国、民主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据闻，在英国留学时，他曾参加留学生中的反帝大同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并被选为北京文化界救国会理事。涂师在离开浙大后，先到一工厂短期任职，不久就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参加进步教授梁希、潘菽等组织的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不公开的重庆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活动。１９４４年，周恩来同志建议自然科学研究会进步教授们组织范围比较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１９４５年春天，涂长望、梁希、潘菽、谢之惠等十余人，就积极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出倡议，得到一百多位科学家的热烈赞成。７月１日在重庆开大会宣告协会正式成立。竺可桢被选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涂长望为总干事。不言而喻，涂师肩负有实际推动协会工作的主要责任。这时，我已到了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以后，涂师去伦敦参加了由英、法、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科协联合发起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涂师当选为远东区代表理事。国内科协的活动这时也更加积极地开展。在抗战胜利以后，科协总会则随着主要负责人所在单位中央大学迁到了南京。
１９４７年初，我和吕东明同志也到了南京，和涂师的接触比以前更方便了。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追求民主和解放的共同愿望把我们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原有一个小团体叫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有二三十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以共同支持已迁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杂志为宗旨，约每二周集会一次，为杂志组稿筹款。但主要是学习讨论政治形势，准备迎接解放。同时我们也积极参加科协的活动。科协总会的核心成员梁希、潘菽、涂长望、丁钻、张楚宝等也有一个不定期的小型座谈会，约我们参加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充实扩大科协力量，特别是吸收进步、肯干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在这年的春夏之交，涂长望、梁希、潘菽、吕东明、陈志德、张长高会商，相约由后四人发动科学时代在南京分社的全体社员，参加科学工作者协会。由于科协有许多上层科学家参加，名望较大，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尚能做些活动。科学时代社员也曾踊跃参加。果然上议实行后，科协基层力量大为加强，于是决定召开科协南京分会成立大会。大会于７月２０日在中央大学举行，有四五十人参加，选举姚克方（中央医院院长）为分会理事长，我被选为理事之一。在总会的指导下，分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宣传教育方面，组织小组座谈会和公开的讲演会。这些进步活动后来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政令，保护机关、工厂、学校等财产设备，为新政权的顺利接管起了一定作用。也正为此，涂长望、梁希、潘菽等几位进步教授，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威胁，不得已于南京解放前潜赴解放区，直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后才得以返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师全部身心投入中央气象局的建立和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中。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从１９５８年起，我长期在西北从事冰川研究，几年中都难得见上一面。当听说他患有脑病，不易治愈，自己深感担忧。１９６１年初，见《人民日报》刊载涂师《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一文，以为涂师病情好转已能正常工作。后来听说，涂师的病情恶化，脑干瘤继续压迫视神经，一目失明，仅有另一目可勉强阅读，可见涂师是在忍受疾病折磨的情况下写成此文的。其毅力和远见卓识是何等地令人钦佩。
１９６２年６月９日涂师在北京逝世时，我适出差北京，得以参加在北京医院的遗体告别，涂师清瘦的面容宛如解放前民主革命斗争时期奋力拚搏之神态。他的英年早逝是科技界的重大损失。近３０年来，经后继者的努力，他所致力的气象事业已发展壮大，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对他所倡导的现代气候变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我作为涂师的学生，早年未能从事气象工作，晚年转入与气候变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亦借以报涂师教育之恩于万一。涂师热爱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将代代相传，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