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战斗历程——纪念徐帅诞辰九十周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光辉的战斗历程
——纪念徐帅诞辰九十周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
李先念
今年十一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元帅九十诞辰，又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大家隆重集会，有双重纪念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革命正处于星火燎原、急风暴雨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一九二九年六月，徐向前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到达大别山区，相继担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统率鄂豫皖红军顽强奋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先后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共歼敌三十余万人，使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徐向前同志的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红四方面军的优良战斗素质，就是在这个风暴年代的战火中锤炼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与徐向前的名字紧紧连结在一起，其中倾注着他的大量智慧和心血。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幸存的老战士，每当想起这一艰苦斗争的岁月，想起徐向前同志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身影，想起老根据地人民的鱼水深情和伟大奉献，我总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趁着这次纪念活动，我想概述一下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和特点，以表达我对去年逝世的徐向前元帅和早已牺牲及相继去世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的悼念之情，对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眷念之意。
一部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发展史，就是广大指战员高举党的反帝反封建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历史。这一以无数烈士鲜血染红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革命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至今还熠熠生辉。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早在大革命时期，鄂豫皖边的人民群众就经受过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洗礼，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仅鄂东地区黄冈、麻城、黄安、孝感、黄陂等十个县的农民协会会员，即达七十七万之众。那里的数百万不堪忍受残酷压迫剥削的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孕育和抚育了自己的革命武装。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征服、被吓倒，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九月，毛泽东同志首先在湖南领导了闻名中外的秋收起义。十一月，由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湖北省党组织，发动了黄（安）麻（城）起义，并将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创建的起点。徐向前同志生前曾多次高度评价黄麻起义的历史意义，认为在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敢于拿起枪杆子，发动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就不会有鄂豫皖红军的成长和武装割据的形成。他说：万事开头难。写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首先就要写好黄麻起义。
鄂东军建立不久，在敌人疯狂反扑下，只剩下七十二个人，被迫转移到木兰山上打游击。他们顽强不屈，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勇敢战斗，坚持了革命武装斗争，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余人的红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夏，师长吴光浩不幸牺牲，党中央派徐向前同志来此负责军事指挥。他与党代表戴克敏领导红三十一师，于半年之内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使部队成倍壮大，战斗素质明显提高。在此期间，商（城）南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六（安）霍（山）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三师，这两个起义对粉碎敌人的“会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嗣后，这三支部队统一混编，组成红一军，开始了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红一军成立后，许继慎、徐向前等同志抵制了“立三路线”关于切断京汉路、切断长江、进逼武汉的冒险主义主张，采取量力而行的方针和拣弱敌打的战术，连战皆捷，在很短时间内使兵力从二千余人发展到六千余人。一九三○年十一月，党中央派曾中生同志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军与从蕲（春）黄（梅）广（济）转移来的红十五军合编，成立红四军。双桥镇一仗，首次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活捉老牌军阀敌师长岳维峻，使红四军声威远震。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又派张国焘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徐向前、曾中生同志率红四军主力克英山县城，并抵制了张国焘“东出安庆，威逼南京”的冒险主义主张，南下蕲黄广一带，在老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取得歼敌七个多团、俘敌五千余人的重大胜利。之后，红四军又与皖西新建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正式成立红四方面军，总兵力三万余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畔举行了数万军民参加的庆祝盛典。当宣布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表达了广大军民对他的信任和拥戴。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力量的更加壮大和指挥统一，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敌强我弱、独当一面的斗争环境中，历尽艰险，百折不回，奋勇前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中国革命战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斗争篇章。
当方面军成立之际，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的兵力已增到１５个师，准备发起第三次“围剿”。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部署，徐向前和方面军总部决定主动向外线进攻，各个击破周围之敌。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至翌年６月，我军连续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以“围点打援”、运动歼敌的战法，总共消灭敌正规军近４０个团６万余人，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战后，部队发展到４．５万余人，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共达２０万人以上，根据地面积４万余平方公里，人口３５０余万，形成方面军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在四大进攻战役中，创造了捕捉战机、先发制敌的反“围剿”经验，显示了徐向前同志的宏伟气魄和卓越指挥才能。
鄂豫皖红军力量的大发展，严重威逼敌人的腹心统治地区——武汉、南京等地，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恐，迫使蒋介石于１９３２年夏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２４个师３０余万兵力，其中包括许多嫡系精锐师团，还有４个航空队，部署第四次“围剿”，企图一鼓荡平鄂豫皖根据地。但这时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头脑，拒不采纳徐向前同志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寻机歼敌的正确建议，而是自我陶醉，盲目轻敌，主张“不停顿的进攻”，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区后，推行王明一套“左”的政策，也使根据地元气受损，削弱了反“围剿”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８月上旬，敌人的总攻开始，红军被迫撤麻城之围，仓促迎敌。经冯寿二、七里坪两场恶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未能击破敌之一路，自身消耗亦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根据地内转了一大圈，与四面八方攻来的优势敌军苦战，根本无法摆脱被动局面。方面军两万余主力遂于１０月下旬西越平汉路，跳到外线作战，计划伺机打回根据地。但因敌重兵追堵，方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无后方长途战略转战。留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一步发展壮大。１９３５年长征到达陕北，为迎接红一方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作出了突出贡献。红二十五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留下的部队重建红二十八军，成为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我主力红军西行转战３０００余里，艰辛备至，迭履险境。敌人的重兵前堵后追，我军一无根据地作依托，二无群众掩护和支援，三缺粮食衣被充饥御寒，四缺兵员补充和休整机会，打了走，走了打，简直疲惫、被动、危险到了极点。枣阳新集之战，漫川关之战，彷徨镇之战，都是在猝然遭敌重兵包围的险境中，依靠全军奋力血战，才杀出一条生路的。尤其是漫川关之战，我军被敌压在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中，两面是悬崖绝壁，出口被敌火力封锁，情势万分危急。当此之时，张国焘慌了手脚，要让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就地游击。幸亏徐向前同志沉着冷静，果决机断，力主集中兵力突围，指挥部队猛攻敌阵，从敌军接合部打开一个缺口，夜翻野狐岭，抢占竹林关，才脱离了险境。部队忍饥熬寒，翻秦岭，走关中，再翻秦岭，徒涉汉水，进至上元观区地区，终于摆脱了追堵之敌，取得了喘息机会。西行转战两个月，红军先后歼敌近万人，自身保存了１．４万余人，成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这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集体谱写的一曲战斗凯歌。
１９３２年底，方面军总部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挥师翻越大巴山，乘虚进占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通过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开创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川敌趁红军立足未稳，发起三路围攻。徐向前同志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采取不同于鄂豫皖时期的反“围剿”战法，即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经４个月的激战，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取得歼敌２．４万余人的战果，极大振奋了群众，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奠定了基础。１９３３年秋，我军在大规模扩红（军）和练兵运动的基础上，发起外线进攻，连续取得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个战役的胜利，歼敌近两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并与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使部队扩展到５个军８万余人，地方武装９万余人，根据地面积达４．２万平方公里，人口逾５００万。这就形成了方面军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随后，敌人发起约有２５万兵力参战的六路围攻，妄图消灭红四方面军。我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伺机决战的作战方针，分东西两线，组成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与敌鏖战。经四期收紧阵地，在东线万源地区实行决战防御。经２０天的血战，杀伤敌万余人，即转入总反攻。东线敌全面崩溃后，徐向前同志又来到西线，亲率红三十军实施大纵深迂回，在黄猫垭一举歼敌１．４万余人，打了个痛快淋漓的歼灭战。战斗结束的那天夜里，徐向前同志高兴地在屋里唱起了《国际歌》。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１０个月，共歼敌８万之众。这一胜利，再次引起国民党营垒的震恐，大大增加了蒋介石的“西顾之忧”。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追堵截开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一面策划“川陕会剿”，陆续向川陕边云集达２００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予以各个击破。为冲破敌人的“会剿”部署，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１９３５年３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突破敌人的沿江防线，连克８座县城，歼敌万余人，创造了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在川西北，徐向前同志派我率先头部队迎接红一方面军，并嘱咐我多带些炊事人员和炊具、粮食，以保证兄弟部队有饭吃。两军会师后，我三十军打先锋，经包座之战，歼灭胡宗南一个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通道。但在这一重要时刻，张国焘野心勃勃，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分裂党和红军，擅自命令红军南下，党中央遂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时，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问是否派兵拦截。徐向前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问题上坚定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右路军南下，徐向前同志和我心情都很沉重。当再次穿过草地时，我和他坐在一个小山包上休息，他说：“我就不明白，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此后，他经常借口头疼，不出席总部的会议，明显表露出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不满。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苦战半年之久，虽歼敌近３万人，但自身也损耗了半数兵力，在川康边陷入困境。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与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全军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转移，取消了第二中央，接应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陈昌浩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对于红四方面军北上也起了促进作用。１９３６年７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穿越草地，北出甘南，于１０月间在会宁地区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数过雪山，深受张国焘分裂主义之苦。但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不避艰险，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将彪炳日月，永不磨灭。
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之第五、九、三十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因局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伺机接通新疆。西路军两万多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的指挥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指示，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强敌围攻下孤军血战，视死如归，慷慨悲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页，充分表现了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倪家营子大血战，我军１．３万余人被数万敌骑兵、步兵和反动民团重重围困在４０多个屯寨里，人自为战，屯自为战。因子弹极端缺乏，每当敌人蜂拥攻来，指战员们就跃入敌群，全凭大刀、木棍、刺刀与敌厮杀。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有的同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有的赤手空拳抱住敌人摔打、撕咬。这样的血战历时４０个日日夜夜，总计毙伤敌近万人。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终因敌众我寡、疲兵屡战、弹尽粮绝等原因而失败；余部经祁连山抵达新疆时，只剩下４００余人。这是红四方面军遭受的又一次严重挫折，总部机关和３个建制军覆灭。上百名团以上干部和上万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许多被俘人员惨遭杀害，真是山河为之呜咽，风云为之变色！但在４个多月内，西路军在极为罕见的艰苦条件下浴血奋战，共歼敌２．５万余人，吸引了河西的１０多万敌人西向，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的壮烈征程，将永载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
当西路军西进时，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三十一军留在河东与红一、二方面军并肩战斗，取得萌城战斗、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西安事变后，即南下三原、淳化支援友军，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党领导的所有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是中国革命战争艰巨性、残酷性、曲折复杂性的具体反映。数万红军指战员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这支部队所剩的两万余兵力，成为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宝贵战斗骨干。他们后来在不同岗位上，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它之所以能够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惊涛骇浪中，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屡建奇功，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是因为这支部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从建军之日起，党组织就是领导和团结部队的核心力量，并不断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鄂东北的红三十一师、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皖西的红三十三师相继诞生后，即分属三个地区的特委或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各师均设立政治机关，逐级建立党的组织，实行党代表制。红三十一师的３００多人中，党员即占半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经大会通过的由徐向前、戴克敏同志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政治工作的作用，明确规定红军的任务是：（１）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的民众进行各种斗争；（２）坚决实行土地革命；（３）夺取反动武装；（４）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决议案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对加强部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鄂豫皖特委、鄂豫皖中央分局相继成立后，设军委会直接领导红军。方面军设总政治部，各级政治机关不断充实，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间在川北毛浴镇会议上，系统总结了方面军的党政工作经验，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八项任务是：（１）加强平时和战时的政治动员；（２）改善政治工作的组织与计划；（３）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４）健全支部工作；（５）认真执行肃反与清洗；（６）加强白色士兵的工作；（７）深入开展群众工作；（８）增强对医务、经理部门的政治领导。还在更早时期，即连设党支部，排设党小组，党员的数量质量不断增加、提高。在部队干部培训和政治教育方面，坚持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发展规律、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战略策略，以及阶级观念、政策观念、群众观念、组织纪律观念等为基本内容。红军指战员普遍懂得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工农红军，也没有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懂得“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保卫革命政权；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红军战士为革命事业吃苦、流血、牺牲，是莫大的光荣。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产生了红军的集体主义、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党的绝对领导，是红四方面军战斗力量的源泉。
第二，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建军初期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骨干。他们土生土长，与当地的民众有血肉联系。另外，则是由党中央派来的少数军政领导干部。这批建军骨干，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创造性，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领导红军渡过了艰难的初创时期。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军、师、团三级干部主要来自基层，一般都是按照班、排、连、营的顺序提拔起来的。他们多为优秀工农分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不过二十几岁，但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乎没有一个同志身上不带几处伤疤。他们不仅忠于党，忠于人民，生龙活虎，斗志顽强，而且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基层工作经验，熟悉士兵，了解士兵，能与部下打成一片。许多同志经过各种训练班或彭（湃）杨（殷）学校、红军大学的培养，不断提高了军政理论水平。有了这批久经战火锻炼的领导骨干的支撑，红四方面军才能愈战愈强，百炼成钢，历尽艰难险阻而打不垮，拖不烂。就是在西路军那种万分惨烈的绝境中，部队仍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万众一心，血战到底，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包括连、排、班）畏葸不前或叛变投敌。徐向前同志曾满怀深情地说过：这样好的部队，真是难得呀！事实证明，从斗争实践中考察干部，正确地遴选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对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不断增强战斗力，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优良的战斗作风。从实际出发，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去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四方面军迭克强敌、战绩卓著的根本原因之一。鄂豫皖时期的游击战争阶段，徐向前、戴克敏同志即制定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５）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的作战要求。转入运动战阶段后，方面军因时因地因敌制宜，或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飘忽歼敌的战法；或采取外线进攻，创造战机，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法，以达到争取主动、大量歼敌的作战目的。与此相适应，在训练和实战中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奇袭、围点打援、迂回包抄、分割歼敌等战术特长。川陕根据地时期对付优势敌人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则依据山高路险林深的地势，创造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采取积极防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反攻歼敌的战法。粉碎敌人的每次围攻，均先经过一个旷日持久的运动性阵地防御阶段，节节抗击敌人，逐次收紧阵地，以最大限度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待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部，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攻势已到“三而竭”的地步，我军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重点突破，纵深迂回，予以包围歼灭之。部队在训练和实战中，掌握了山地战、隘路战、丛林战、河川战、阵地战、攻坚战、夜摸夜袭、大纵深穿插迂回等多种战术手段，并且涌现了荣获“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钢军”、“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百发百中”等称号的一批各具战术特长的优秀团队。方面军不仅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徐向前同志的领导和示范下，还形成了敢于打硬仗、恶仗的优良战斗作风，保证了部队胜利实现战略战役企图，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这种战斗作风，是在长期的实战中以及训练和日常管理教育中养成的，来之不易，而一旦形成，就能在战斗中取得破竹之势，百战而不殆。徐向前同志把这种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它在历次战役战斗和战略转战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第四，有坚强的团结和严明的纪律。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来自被压迫的底层，为了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同命运，共呼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官兵之间，军政之间，上下级之间，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新老同志之间，各部队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总的说来关系是融洽的，有了矛盾也能得到及时解决。在战斗、行军、长途战略转战中，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相互帮助，相互支援的事例，不胜枚举。当迎接兄弟的红一、二方面军北上时，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极为振奋，一面奋勇攻击、阻击周围的敌人，一面筹集大批粮食、牦牛、衣物，支援和迎接兄弟部队。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时，朱总司令“天下红军是一家”、徐总指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等至理名言，在部队中广为流传，成为抵制和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强大动力。严明的纪律，是部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团结群众，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红四方面军的纪律规定为十条：（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照顾伤员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这些内容，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军令如山。全军上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指定按时到达的地点必须按时到达，决不容许违抗、贻误上级的命令。由于红军的纪律是建筑在阶级自觉基础之上的，发生违犯纪律的现象又必须严肃处理，因而既保持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性，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第五，有可靠的战略后备军作后盾。鄂豫皖边、川陕边是红四方面军先后开创和经营的两大战略基地。有了这两块坚实基地作依托，才形成方面军史上的两个发展高峰。那里不仅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且更重要的是存在着爆发革命的群众条件，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共产党的红旗一举，土地革命一搞，就能迅速把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成为红军的坚强后盾。这些世世代代饱受压迫剥削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破天荒第一次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分到了自己的田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新生活。他们把党和红军视为救星、亲人，踊跃参军参战，愿意为保卫革命果实贡献一切力量。黄安战役期间，附近的数十万群众一起出动，男子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为红军烧水煮饭、救护伤员、缝制衣服鞋袜，赤卫军直接参加战斗，形成人民战争的壮观场面。攻破城池后，敌师长赵冠英化装逃跑，就是被赤卫军活捉的。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那里的红旗一直不倒。在川陕根据地，每次战役战斗都有大量地方武装和赤卫军与红军并肩战斗，群众则组成许多运粮队、担架队、制鞋队、缝衣队、慰问队，支援红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山高路隘的川北，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战利品，转运伤病员，全靠人力挑、背、抬，费力得很。反六路围攻战役期间，仅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即达百万人次以上。如果没有这支运输大军，红军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是不可能的。鄂豫皖边和川陕边的人民群众，与红四方面军血肉相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四方面军的这些特点，是与徐向前同志的领导、指挥、培育分不开的。他作为这支部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惊人的革命胆略，百折不挠的毅力，杰出的指挥才能，坚强的党性原则和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在全体指战员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确实是统一和团结方面军的一面光辉旗帜，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拥有这面旗帜而自豪。
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勇敢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因而也是最艰难、最曲折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培养造就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党和红军集体奋斗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正确方向。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上面所说的方面军的基本特点，从根本上说也是党所领导的各路红军的共同特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九十周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使我们愈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愈加坚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不管革命道路多么曲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