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好教材——《新战争与和平》序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新战争与和平》序
李先念
李尔重同志写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平》（共５部，武汉出版社出版），用艺术的形象描绘了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抗日斗争，刻画了这段历史中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爱国主义好教材。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经历了铁、血、火的斗争，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一百年来屈辱和悲惨的历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单是必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决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赞同，但国内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抢夺华北，推行其灭亡中国、独霸太平洋的狂妄政策。国民党步步退让，丧权辱国，激发了“一二·九”遍及全国的抗日高潮。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不甘坐视中华民族的灭亡，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宿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七”事变后，举国奋起，武装抗日的局面出现了。
当时，面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武装侵略，美英等列强实行绥靖政策。在欧洲慕尼黑出卖捷克、波兰、匈牙利，妄图诱使希特勒丢开欧洲去打苏联；在东方，他们不停止供给日本军用物资，不积极援助中国，却积极制造东方慕尼黑，出卖中国，妄图诱使日本丢开太平洋去打苏联；他们企图在这样的政策下，制造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局面，即当苏联、中国与德、意、日打得两败俱伤时，由他们出面收拾残局，称霸世界。
国民党当局在这种局面下，出于它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力求妥协求和，以保存其专政地位的方针。于是出现了抗日战争中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斗争局面。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党，而是更加成熟了的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熟练地运用三大法宝，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在与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的斗争中，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在敌顽的围困封锁面前，采取了生产自救、精兵简政的政策；对待伪军及汉奸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打击死心汉奸；对敌人采取了优待俘虏政策。总之，采用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领导中国人民制止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渡过了重重难关，建设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军事力量，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八年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６９％，伪军的９５％，共消灭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余人。无数的英雄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阐述。有了《讲话》的指引，我们党才能坚持正确的文艺工作方向，逐步培养和建立了一支文艺大军，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就深刻阐明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奠定了文学艺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出现了空前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杰出作家和艺术家，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对社会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的挖掘和反映越来越深广，大批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作品相继问世。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它的出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众多读者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
尔重同志是一位老同志。他在退休之后，仍不辞辛劳，伏案提笔，花了八年的时间，写出这部３８０万字的文学巨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尔重同志是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