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第五日会议上 特邀来宾费尔顿夫人的演讲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第五日会议上
特邀来宾费尔顿夫人的演讲
这个会议的面前摆着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关系重大的，不仅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将来，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将来，都是关系重大的。所有集合在此地的人，不管是从世界哪一个角落里来的，都一定会意识到我们身上的责任的重大，特别是关于那些对我们自己国家直接有关系的问题。今天的世界，虽然是分裂的，可是还是一个整个的世界。英国人民，正同亚洲的人民一样，对于日本的将来是极其关切的——各种不同政见的人士都日益强烈地表示出这种关切。他们对马来亚的关切更深。恐怖的军事统治，连同它的日益增多的暴行的纪录，当真相透露出来的时候，激发了日益增多的英国与西方国家男女人民的良心：像我这样，从英国来此地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就不得不对这许多行为表示最大的憎恶，这些行为破坏了一切自由与民主的传统，使人类的尊严扫地。
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具有更大与更可怕的迫切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后果，很可以决定非但东亚而且是全人类的命运。
我说的当然是指朝鲜。
我们这些代表国际民主妇联到朝鲜调查的人回国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五个月多了。我们那时不能不公布出来的事情——物质上的毁灭，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受到酷刑和谋杀——其可怕的程度使得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们看来几乎完全不敢相信。但这些事实都是真确的。真实而且证据确凿的。当我们大家——在像德国、加拿大、古巴、丹麦等相隔得那么远的国家里——履行我们的诺言，公布我们所确定的事实的时候，抗议的怒潮顿时高涨起来——虽然高涨得还不够。
自那以后，我们的发现已经为许多别的调查团体所证实。可是，也是自那以后，又有许多新的暴行加到朝鲜人民的身上。本来可能带来和平的一年，相反地带来了新的更野蛮的恐怖——其最高表现就是细菌战，以及企图把城镇和乡村夷为平地，把大量和平居民消灭干净的残酷的阴谋。
我刚从再度访问的朝鲜归来，我愿意把我所看到的向大会陈述。
朝鲜已经改变了。
它的改变有两方面。我相信这两方面的改变都是很重要的，不但对朝鲜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疯狂的物质毁灭到了越发可怖的程度。
有些人已经看到一些文章描述朝鲜的城市与乡村在一九五一年的情况，但是现在将感觉难以相信会有比那时候更坏的情况。平壤早已是一片废墟了——废墟上高高的建筑物的残骸耸立在空中，好像许多纪念碑，纪念着被破坏了的不久以前的成就。可是，在这些废墟之中，有着很多建筑物，虽然受了创伤，没有了窗户，但是还能够遮蔽风雨、遮蔽雨一般的炸弹和冰雹般的机枪炮火。还有许多小小住宅的区域，在城市的郊区，那边，虽然破毁得到处都是炸弹坑和被凝固汽油弹烧焦的残迹，但是还有着稠密的人口——人口中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挣扎在周围的废墟之中，想生活得像以前一样——母亲们送孩子们到临时学校中去，孩子们——有时候面色苍白，睁着吃惊的眼睛，可是常常是令人惊奇地坚定和快乐——他们在一起玩儿，在炸弹坑和瓦砾场中游戏。
那些，正如我上面所说，是去年的事。
现在，旧的废墟已破毁得成为一种新的样子了。整个平壤，不论大小房子、没有一幢还剩下四堵墙和屋顶了。没有一个市区，不论多么不重要的市区，曾逃脱了最近的野蛮的轰炸。有些小房子，紧密地拥挤在陡峭的小山坡上，有些分散在田野里面，在菜园子里面，在城市的边缘上——所有这些小房子怎样也不能算是军事目标，但是却被摧毁成了尘土，残留下来的是一堆破烂的砖瓦，几块烧焦了的木头和一些可怜的锅子、旧鞋、破布，偶然也可以看见一个摔坏了的玩具。
这就是今天的平壤。这就是朝鲜。
全世界不只一次地知道这种从天空掉下来的恐怖。
但是全世界也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平壤的人们今天是怎样地生活着和怎样地死去。
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从城市中撤退了，但还有许多人们，像许多英国人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一样，对过去所残留下来的一点点东西恋恋不舍。晚上他们住在山洞里，而这些山洞是山坡上的岩石炸出来的；白天，妇女们做着饭和照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在一堆一堆的残砖破瓦里面，或者在炸毁了的混凝土的房子里面，或者在新的炸弹坑的松土上生活着。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第二天白天或晚上可能发生些什么。
九月十六日早晨，我亲自去视察了一下前一天晚上轰炸的结果。这些炸弹落在城边的一个由许多小屋构成的村庄里以及栽满了农作物的田里，这个地方距离任何一个曾有过或者可能有过一点点军事价值的建筑物都是很远的。可是在种洋葱和白菜的地里却布满了弹坑。弹坑分布得这样密，在不到半公顷的地上，我计算一下就有十三个新的炸弹坑。大多数的受伤者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正被送到医院里去；一部分尸体正被装入粗制的棺材里。有两个妇女正在最后一次瞻仰他们年老的爸爸的遗容，放声痛哭。附近的地面上仍然残留着很多尸体和炸碎的残肢断臂，在一个血肉模糊的无头的尸体旁边放着一颗表情镇静的少女的头颅。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年人走向我来，他一家三口在八月二十九日夜里躲在一个防空壕里，那天他们的房子被炸毁了，于是这个壕沟便从此成了他们唯一的家了。
我问他：“昨天晚上你躲在这个防空壕里吗？”
他摇了摇头，他那闪亮的眼睛好像在叱责我，答道：“昨天晚上，当我知道别人正在遭受我所遭受过的一样的苦难并且可能需要我去帮助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躲在这个防空壕里？”
他名叫李杨楷，今年六十八岁，他是一个农民，从来没有远离过他的村庄。但是，他也是今天朝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他的沉着的勇敢和英勇的决心的典型，这种勇敢和决心构成了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民族精神。凡是我所走过的地方，不仅是在平壤，而且在整个北朝鲜，我都遇到了这种精神。
在上面我曾说过朝鲜已经发生了两种变化，现在我要谈谈第二种变化。
凡是在一九五一年访问过朝鲜的人都要再三地被普通人民的非凡的英勇所感动，这种英勇不仅在英雄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并且也在从事工作以保卫将来的人民的力量中表现出来，他们的生活在美国占领的恐怖中已受到了摧毁；这是些妇女和老人，他们在种庄稼，耕耘田地，照料儿童和病人；并且觉悟到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并且觉悟到不论在他们面前有多么大的艰难辛苦，真理和正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在今天这种勇敢已经加上了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品质：镇定的品质。这种镇定多半是由于在过去一年内有了许多成就的结果，这些成就虽然在我所说过那样的环境下仍是胜利地获得了。尽管敌机在不断地轰炸，今天在朝鲜的生活不仅依旧存在，并且在向前迈进着。在乡间有着稻米和其他谷物的丰收，在农村里，在占领期间被杀了的家畜现在已经由于饲养得法而正在逐渐补充和恢复起来。就是在平壤，人们在地下过着新的生活—在那里生产工作甚至文化活动都能够进行，而不受到轰炸的危险，在城外，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们正受到看护，在恢复健康，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了周到的照顾—这样的事实被大家知道以后，对全世界将是一个榜样。还有朝鲜的妇女，不论在照顾孩子，在服侍病人，或在耕种田地，在她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不单表现了她们意识到崇高的目的，并且表现了她们有极大的力量和愉快的精神，这种力量和精神都显出她们对于前途充满了信心。
所有这些事情都表示了最高贵勇敢——表示了有这种勇敢的人们不单相信他们自己有前途，并且相信全人类有前途。他们的勇气是了不起的，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全世界人民都决不可容忍它存在。我们必须记住朝鲜的前途——不论是怎么样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在那里的恐怖是这样一种恐怖—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恐怖足以毁灭我们这一个世界。可是那里的希望—只要我们能抓紧它—不单是朝鲜人民前途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朝鲜战争已进行得太久了，太久了。现在，时候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该行动起来了，我们—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将要怎么办呢？
我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比英美战俘们回答得更好，我参观了他们所住的战俘营，他们和我详细地讨论了他们被俘后的经验和人生观的变化。
这些人是典型的，怎么看都是典型的，他们充分代表了英国和美国的普通人民。他们到朝鲜去是因为他们是被派去的，不过，他们相信——西方许多善良的人民现在还这样相信——在联合国名义下所采取的行动是制止侵略和服务于和平利益的行动。同时，他们都相信被俘就是死——并且可能在死以前还要先受非刑拷打。
后来他们被俘了。他们感到迷惑，甚至惊呆了，他们想不到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人道、友好的待遇。“他们要我们举起双手，”一个美国兵对我说，“所以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要被枪毙了——接着，一个中国军官走过整个行列，和我们每个人都握手，同时，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会作为个人的罪行来谴责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实在不能了解这些……”
现在他们已经了解了。他们明白了朝鲜战争的原因——而且明白所有战争的原因。他们已经负起作为公民的责任，现在，他们主要的关心是要唤起他自己国家里男男女女的同样的责任感。
让我来引用那个参加过细菌战的美国飞行员约翰·奎恩所讲的话吧。他问我：“我能作些什么？我能作些什么来使我国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美国人民都是善良的，我明白假如他们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决不会让别人以他们的名义作出这些事情来……”
另一个年青的美国人告诉我这个俘虏营怎样被炸，虽然它的地址是根据双方协议很清楚地标明了的。他苦痛地继续说：“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不来杀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天早晨当我出去时，见到村子里的朝鲜人望着我，我真惭愧得无地自容。”然后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我说：“我们怎么能确定我国人民知道这些事实呢？将来我们回国时，一定将这些告诉他们，但是现在就应该有人告诉他们……”
在我自己的同胞中，也有人一再表示过同样的态度：例如，陆军下士坎伯尔的双眼闪烁着快乐的骄傲，因为他母亲在英国和平运动中作了一些工作—在我听他的话时，我记起了他的母亲告诉我她是怎样受了她儿子一封信的鼓舞而从事和平工作，而这封信是我很荣幸地去年由朝鲜带回去的。还有许多其他的英国人——多得不胜枚举——也骄傲地述说着他们的妻子和父母为了加强和平事业所作的工作。而且还有别的人仔细问我，渴望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家乡的情形，他们自己是否能做更多的事情来唤醒他们自己人民的良心。
这些人不能自己来发言。但他们对争取和平的关怀是深切而真诚的，因为他们有了战争的惨痛经验，他们不仅体会到战争曾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后果，而且体会到战争对于他们被派去杀害的朝鲜人民会有着什么后果。因此他们对这个会议成功的关怀有如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开会的任何人的一样深切。他们敦促我说：“告诉和平会议，告诉我们国内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争取和平的愿望比我们自己个人要回国的愿望还深切得多。我们现在已了解这个战争的性质—到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一定—不管我们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把我们自从到朝鲜以来所看见的与知道的事情的真相，全部真相，告诉别人。可是我们现在不能直接向人民说话，所以你—你和出席和平会议的人—必须替我们把朝鲜的真相告诉出来……”
我已经把真相告诉你们，但是真相必须一再说明—在每一个国家和用每一种语言—反复迫切地说出来，直到我们唤醒了全世界人民的良心。这个任务是紧迫的。极其紧迫。让我们今天提出保证要用更大的新的力量来工作。朝鲜人民的事业就是和平的事业，也是所有最优秀人民的事业。
我们要忠于这个事业。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