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一棵草”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随军“一棵草”
本报记者 冯媛
爬上一座红土高坡，云南省麻栗坡县民族中学的校舍兀立眼前。
从一排怯生生闪着好奇的目光后面，初一班主任邓兴柱领出个正用手背抹眼泪的小女孩：“她就是赵军艳。”
“军艳，昨天下午我们在炮营见到了你爸爸（营长）、副营长，还听说了大黄狗的故事。听说你已经８次随军转学了，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呀？”我们问。
她颤颤地说：“今天下午的考试没考好。”接着，军艳详诉了因为当边防军的爸爸频繁调动，她６年间转８次学的“曲折经历”。她说“每换一个地方，我都觉得很陌生，和同学们熟悉不久，又要转学走了……功课自然也受影响。妈妈只上了两年学就遇到‘文革’，没法辅导我；爸爸工作又太忙，没功夫管我。”
１９９０年岁暮，记者在云南边防部队采访时了解到，几乎每一个做了父亲的军人都因为后代教育问题而觉得愧对孩子。云南省军区宣传处干事李鑫告诉我：据调查，６５％的边防军人子女考不上高中，９０％的军人子女不能进大学，戍边的军人苦，随军戍边的家属子女也挺苦，他们都在奉献。
我们问军艳：“你对爸爸有意见吗？”
她一低头：“小时候，我不懂事，总埋怨爸爸不关心我。现在我１２岁了，能理解爸爸了。爸爸忙，我只有严格要求自己，只有好好学习，才能使他在前线安心。我努力提高自学能力，实在不明白，看副营长、文书和士兵叔叔们谁有空就问谁，他们都帮助我。大黄就是野战部队送副营长的狗，它总陪他们开会、查哨。我今年春节后上的那个学校，离驻地有１公里多，路上有山，还有坟，我害怕去上晚自习，副营长就派大黄给我当保镖。今年暑假，大黄被人用火枪打死了，我哭了好久，两天吃不下饭。最后给它写了篇祭文。”
１２岁的赵军艳也有梦想，她说：“将来我想考北京大学。如果考不上就当兵，当炮兵——因为爸爸是炮兵。”
最后，军艳说，她最喜欢的歌是《小草》。也许，她觉得自己就是随军而动的一棵小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