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祖国大地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把一切献给祖国大地
第一大地测量队大队长 刘永诺
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我们测绘队员付出的不仅是血汗，还有青春、爱情和家庭的温暖，甚至生命。
１９９０年５月，青年司机强徐林匆匆赶回家，看望已患绝症、生命垂危的父亲。见到面容焦黄、枯瘦如柴的父亲，一股强烈的负疚感向他袭来。然而，另一种力量也在猛烈撞击着他的心扉，那就是他所在的中队已赴新疆作业，同志们等待着他。自古忠孝难两全，他默默地为父亲料理着一切，尽最后一点孝心。５月２８日，他满眶热泪，一步一回头，告别了即将离他而去的父亲，急速赶往新疆测区。
青年司机黄长安的妻子，在预产前几天一连给丈夫去了几封电报，可接到的回电是“工作需要，难以赶回，自重。”在最后时刻，她只好拖着笨重的身子，向医院走去，结果孩子出生在公共汽车上。
对于经常在杳无人烟的地方工作的测量队员来说，要完成艰苦的野外工作，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精神。
一次，我们的一个小组刚刚爬上鲁西南的一座大山，撑好帐篷，支起锅灶，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了，转眼间罕见的暴风雨夹着黄豆大的冰雹向山头袭来。刘晓冬和他的伙伴们不约而同地紧紧围成了一团，抱住仪器，压住资料箱。一个帐篷被暴风雨掀翻了，另一个帐篷被暴风雨撕裂了；被褥湿透了，粮食湿透了，锅盖飞向了天空，炉子滚进了山谷。一位大学生眼睁睁看着自己用省下的几十元钱买回来的心爱的词典在泥水中翻滚，又被吹成一页页纸片在山头上飘舞，他心疼极了。他们谁也没有去抢救自己的东西。此刻，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人在仪器在，决不能让国家蒙受半点损失。
暴风雨从头一天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蹲坐在泥水中，任凭冰雹、雨水无情地抽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牢牢护卫着仪器和资料。他们有的感冒了，有的发烧了，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天晴了，他们顾不上寻找和晾晒衣服被褥，而是支起仪器，抓住这宝贵的最佳观测时间开始工作了。
１９６０年４月，大队年轻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４５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将队员们的一箱蜡烛化成了汤。一天早晨，他们突然发现桶里的水漏光了。在戈壁中，断水就意味着死亡的威胁。在这生死关头，吴昭璞命令小组的同志先撤离，自己一人留下看守仪器、资料。３天后，当焦急的人们带着水回来找到吴昭璞时，这位年仅３１岁的大学毕业生，已口含黄沙，长眠在戈壁滩上。由于戈壁的酷热，他那长长的身躯，干缩到不足１米长；他喝光了墨水，吃完了牙膏。临终，他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严严实实地盖到仪器上。可以想见，在他最后告别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时候，是多么的恋恋不舍啊！那一天正是５月１日。
甘南腊子口，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１９６３年７月，我队一个小组在那里工作。一天，队员钟亮其下山，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县城取款购粮。第二天，当小钟走到白龙江桥上时，被土匪抓住。土匪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测量组驻地，企图夺取枪支。为了保护小组同志，钟亮其宁死不屈，只字未吐。气急败坏的土匪凶狠地对他下了毒手。这位烈士的后代、独生子，牺牲时还不到３０岁。
３０多年来，我们大队先后有３６名正式职工和１０多名临时工以身殉职，其中近３０人牺牲在大西北的荒山野岭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被追认为烈士，甚至多数人死后连一块墓碑也没有。但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光辉业绩，在我们每个测绘队员心中，为他们树立着永久的丰碑。
当我们在测绘和科考上做出一些成绩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关怀。我们队曾有５５人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我队老测绘队员王永吉１９５９年被誉为“雪里金刚”，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现任大队长、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刘永诺，１９８９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去年，队党委书记杨承忠又被评选为全国１００名优秀政工干部之一。看到我们曾经测绘过的地方，建起了葛洲坝水电站、开发了神府煤田等等，我们心里感到无限欣慰。（附图片）
刘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