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和九十年代的红领巾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当代共产党员江 铜杯文艺特写征文

　　高玉宝和九十年代的红领巾
胡世宗
作完了报告，高玉宝被鸟雀般欢跃的孩子们团团围住，一只只手臂挽住他，要同他合影；一个个小本子伸过来，请求他签名；一张张小嘴巴吱吱喳喳地朝他提出一串串嫩得出水儿的问题：
“高爷爷，您当时那么小，为什么不读书，非要去给人家放猪不可呢？”
“不去放猪就没饭吃呀！”
“没饭吃，吃饼干不行吗？”
“……”
“周扒皮唬弄穷人半夜学鸡叫，怎么不看看钟点儿，上他的当呢？”
“没有表哇！”
“为什么不戴表呢？”
“……”
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当年的放猪娃高玉宝已过了花甲之年。面对９０年代的“红领巾”们天真幼稚的提问，这位有四十几年军龄和党龄的“战士作家”，常常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过去总说：红领巾为什么红？烈士的鲜血染成。可今天的“红领巾”们了解旧中国是怎么一回子事吗？他们晓得老辈儿革命者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曾怎样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吗？
高玉宝在广西剿匪行军作战的间隙开始写《高玉宝》自传体小说时，还是个小军邮员。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一个鬼脸；杀人的“杀”字不会写，就画一个小人脖子上按一把刀……他边学文化边写书，没有想到这部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那么大的轰动，被翻译成十几种外文，印了数百万册，书中的《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何止一代人啊！５０年代初期，他曾以年轻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频繁地应邀同孩子们见面，仅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２年１１年间，就为“红领巾”们做了３９６场报告，直接听众近４０万人次。那时，全国各地许多中、小学自动成立了“高玉宝班”、“高玉宝小组”、“高玉宝中队”……并提出响亮的口号：“像高玉宝那样，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报效祖国，时刻准备着！”
９０年代“红领巾”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时时萦绕在高玉宝脑际，许多外国朋友来信，希望了解苦难的玉宝后来怎么样了。为了回答一茬茬孩子们的提问，也为了满足中外广大读者的要求，他耗时６年，写出了近６０万字的《高玉宝（续集）》，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素材，通过玉宝当劳工、参军作战、写书、出席国宴、出国访问等诸多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翻身做主人的不寻常的历史进程。高玉宝写“续集”时，眼前常常闪现飘动着的红领巾，他觉得自己是为祖国的未来而写作啊！
１９９０年初夏，高玉宝收到天津市郑庄子大街小学二年级学生丁爽的来信，这个８岁的小姑娘在课堂上学了《我要读书》的课文，非常渴望知道玉宝当时的情形。高玉宝围绕《我要读书》的历史背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作了回答。这封信后来在丁爽所在学校的墙报上公布了，使孩子们受到一次生动的传统教育。
１９９１年３月，高玉宝又应丁爽所在学校的邀请，到那里作了场报告。高玉宝讲起自己在小丁爽这个年纪时放猪、捡破烂儿、讨饭、当童工、拾煤渣、给出殡人家打小旗儿等经历，他要费很大劲儿才能让“红领巾”们听懂“进了周家门，稀饭两大盆，盆里盛着饭，饭里照着人”是怎么个情景。旧社会毕竟是太久远了，连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都没“见识”过呢。可是，课文里的那个玉宝就活生生地站在讲台上，“玉宝小朋友”已经变成了“高爷爷”。他现身说法讲传统，讲新中国来之不易。礼堂里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孩子们为他的故事深深打动，听得入迷入神，听到动心处一个个眼泪汪汪……这样的报告，他作了不是几场，几十场，而是几百场啊！
１９８９年１月，《辽宁日报》刊登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卖茶蛋的小女孩，捧读《高玉宝》直掉眼泪，旁边有“我要读书”四个字。高玉宝看到这幅漫画差点犯了心绞痛，他的眼圈儿红了，眼睛湿润了，当即写下“看了此画泪满腮，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当以全心育英才”的诗。他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是那么重。于是，他更加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写；于是，他更加不管年高体弱一次次去登台演讲……　　　　　　　　　　　（作者单位：沈阳军区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