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中“向内转”的反思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文学中“向内转”的反思
张玉能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跨过了整整１０年的光辉历程。当时，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不少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对新时期１０年的文学状况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探寻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也出现了某些错误的论调，比如有一种所谓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８０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这种观点立即引起了理论界和读书界的反应。现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然在促进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思考上有一定的启发，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却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有害的主张。
一、“向内转”的概括是不确切的。对于“向内转”这个关乎新时期文学性质和走向的重要概念，主张者没有作过确切的理论界定。当然，对于这个概念，主张者在头脑中是有个“模糊的”先验构想的。我们从不同文章的模糊描述中可以撮其要者，诸如：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在的思考，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发生了由“客体真实”向“主体真实”的位移；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尽管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深厚广阔的地层，向内转的文学却已经显示出一种强劲有力的发展趋势；“情绪性”、“心理性”、“象征性”、“暗示性”；儒家的文艺思想是外向的、具体的、实用的，较为接近“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道家的文艺思想是内向的、空灵的、思辨的，较为接近“文艺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心理学”；文学理论向着文学内部的勇敢的探索，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文学自身的认识的深化，这显然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向内转”。这些描述，貌似使人产生一种“高屋建瓴”而涵盖甚广的印象，实则由于行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带“化”和“性”的词组，因而在高度的宏观抽象中就把许多问题搅得一片模糊。正是这种涵盖一切的气势和审美模糊的扫描，掩没了具体的分析和定性、定量的研究。还有的论者认为，“向内转”成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贯穿整个文学史与认识史的历史必然现象”，“坚决地承担了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这一历史使命”。一个概括一定时期文学思潮的特定发展趋向的概念，竟然最后成了通行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与认识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仅由此也可以说明，“向内转”这个概念太过于泛化，因而用来概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恰当的。
二、对过去文艺事实的描述是不科学的。不少论者推出“向内转”，是为了反对长期以来束缚作家手脚的机械的创作理论，以求文学创作的新和异。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描写中，它一方面是把解放以后的文艺政策的失误大大地扩展了。认为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创作心理定势的制约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被理解为一种“镜映式”的反映，而“现实生活”又只被理解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之类的人的外指向的实际活动，甚至只被理解为当前的政治中心工作。于是，文学的视野长期被局限于一个狭窄、机械的天地里，失去了内在精神创造的灵动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它又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先锋们的求新求异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当作世界文学的最佳选择，把与这种西方先锋文学相吻合的“三无小说”和“朦胧诗”奉为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中最显眼、最活跃的一部分，并谓之为“向内转”的文学。这样，把中国新时期的“向内转”纳入整个世界“向内转”的格局之中，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那么，这种反拨的结果就必然是把社会主义的文学从“向内转”转到“伪现代派”的路子上去。这决不是我的臆断。第一，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第二，在关于“向内转”的讨论中，就有人明明白白地指出过“外向型的极左文学和内向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区分。
三、对新文学的判断是错误的。倡导“向内转”，提出使文学回到其自身，使文学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健康繁荣地发展。基于此，反对急功近利，反对把文学简单地当作政治的工具和武器，希望我们的文学深入到艺术和人心的地层中去，开拓出文学的新的地域和空间，这些本来是有合理之处的。但是，在“向内转”的叙述中，鲁迅不再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充当新文学的旗手，而是以“向内转”的倾向，即与“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相对的倾向为主要标志而成为了新文学的主将；从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后半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需要一种集中的、一致的、外向的、实用的文学艺术活动，为此，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们便自觉地舍弃或变换了自己的审美观念、艺术风格、文学趣味、文学体裁，文学充任了工具和武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起了作用，文学仍然被固定在“工具”、“武器”的框架上而未能进入更高的层次；而只有到了“五四”运动的近６０年后，由于出现了“向内转”的新趋势，才终于又回到文学艺术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就这样，为了让文学在“向内转”的动力推动下回到其自身，“向内转”的提倡者竟然提出了新的“空白论”，即认为“五·四”到“四·五”的近６０年中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审美的文学，只有功利的“文学”，文学充任了工具和武器，始终未能进入更高的审美的和艺术的层次。从此可见已经把新文学扭曲到何等地步了。
四、对文学发展的预测是不切实际的。“向内转”论者认定，这个口号是为了张扬人自身的力量，克服儒家正统文学观念对人和文学的束缚，以发扬文学的主体性。并以一种谈玄说道的方式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理论来证明“向内转”的必然性。殊不知，事实上，谈玄说道之风和高谈人的主体意识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谈论之中各种分歧的观点是很多的，而且观点的对立还是十分尖锐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褒扬“向内转”，实质上是要使文学创作走上道家所谓的“内向的、空灵的、思辨的”境界，而这与“三无小说”和“朦胧诗”一脉相通，以期使文学变成了超然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的心灵、情绪、感受、“主观性”和“内向性”。
五、“向内转”理论的片面性。当然，“向内转”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根据。有的文章所列举的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朦胧诗”和“三无小说”便是此论的根据。不过，这种立论根据，就连主张者也知道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些极端现象”。以这类“极端现象”作为立论的根据，所立之论的片面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报告文学的大潮不断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其纪实性、真实性越来越得到强调，以致最后侵入到了小说领域，出现了“纪实小说”、“新闻小说”、“报告小说”等“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的”“新”体裁，而且势头完全可以与“内向的”、“心灵化的、情绪化的、诗化的、音乐化的”小说分庭抗礼。而且，整个新时期１０年，乃至至今中国的文学，无论多么多种多样和流派纷呈，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深化”潮流，始终是主潮。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也是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基本共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都始终贯穿着“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的”文学的这一条主线。这种片面化的描述来自论者理论上的片面性，即强调文学中的心理方面，忽视人的社会实践的根本特性，从而走向了人心的极端。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我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层级的统一体：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文学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就文学与人的关系来看，文学是包含着以情感为中介的完整心理过程；就文学的外在形态来看，文学是一个肯定一定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的形象世界。因此，文学创作应该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是社会生活与作家心理的统一，是符号文本与社会生活和作家心理的契合。如果从“内”与“外”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也必然是外在生活与内在心理的统一，再现外在与表现内在的统一，内在构思与外在传达的统一……。把某一个侧重内向性的创作的趋向当作“更高层次”和“创世纪的开始”而贬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肯定是片面化的错误理论。
“向内转”论的失误，从理论上来分析，就是片面强调了文学中的心理层次。其失误的根由，在我们看来，一是主张者的片面的思维方式，二是当时的那种不正常的莫名其妙的风气，三是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艺理论”的片面性。片面强调文学中的心理方面，其实这些都源于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已经完成了的理论形态。“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由于“向内转”而不断有三个层次上的深化：第一层，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第二层，“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第三层，文学不仅是某种个体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正是这样，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精神。这其中的不断“向内转”是“向内转”论者的直接理论根源。既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系，又从１９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中寻找依据，也许从此可以看出“向内转”论某些方面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