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情　认识自我——浙江部分大学青年教师下乡归来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认识国情　认识自我
——浙江部分大学青年教师下乡归来一席谈
本报记者 高海浩 光明日报记者 叶辉
在过去的两年中，浙江先后有数百名青年助教、讲师到农村挂职锻炼或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这一活动在浙江省部分高校青年教师中反响热烈。“五四”前夕，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的２０多位青年教师在座谈会上交流了下乡感受。
他们的第一个感受是：深入农村方知国情。
杨柳漪（浙江农业大学讲师）：１１亿人口，９亿在农村，农村不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国情。我在农村当了５个月的乡长助理，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
周建红（杭州大学助教）：我们以前往往对西方的东西感兴趣，而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是否都可行，想得不多。这次下乡有了感性认识。比如，学潮时谈得最多的是要民主，而广大农民关心的民主并不是那一套。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搞上去。这使我感到，也许我们过去追求的东西太虚无缥缈。
教师从农民对党的富民政策的真挚情感中、从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身上发现：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政治远见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民意校正了教师思维的准星。
周建红：在农村看到农民对党的方针政策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党对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功。
吕国华（杭州大学青年教师）：平时常听到共产党干部如何不行，下乡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老区，我们列席县委的一个会议时，有人报告一个村断粮了，县委书记立即宣布中止会议，冒雨前去解决缺粮问题。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看到了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中的党的干部形象。
钱金荣（浙江大学讲师）：贫困地区的村干部工作难度更大，计划生育、征兵征粮，一年中７０％的时间要花在这上头，家里的田都顾不上，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当不了村干部的。
何成颖（浙江大学助教）：农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最有感情，尽管他们也有牢骚，但提起这十年的变化，人人都说好。
实践是面镜子，社会的评判标尺使教师们开始正视自身的弱点：满腹经纶不能替代实际能力，实践远比书本丰富——走出书斋方能认识自我。
杨柳漪：在农村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的想法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也许因为我们年轻，对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感受不深，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今天这条道路。同时我们面对的现实正是改革开放。改革，意味着社会有弊病，开放又使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优点，这就往往导致心理的失衡。
周勇光：从校门到校门，像我们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下乡后学做群众工作，我发现自己能干起来了，连口才都提高了。回来后同事和学生都很惊讶，问我是否上过演讲培训班，我说这是下农村的好处，我就是“活广告”。
李全胜（浙江农业大学助教）：我在农村结识了一个镇农办主任。他是农民出身，没上过什么学，但农业知识十分丰富，我这个研究生还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呢！我真想把他的经验整理出来。
黄祖辉（浙江农业大学副教授）：我是７７届的，“文革”中经历过上山下乡，磨难不少。那与现在青年教师下乡锻炼不是一回事，那时耽误了一代人。但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上山下乡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我认为，对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实践的磨练不可缺，要想改造社会，先得适应社会，包括能力、毅力、耐力和思维方式。
农民以纯朴的热情接待青年学者，真诚中包含着对科学文化的热望。青年教师们豁然省悟：社会责任感和实现自我并不矛盾，与工农相结合不再陌生。
吕国华：农民的朴实使我们深受感动。离别那天，为了不惊动村里人，我们起了个早，想悄悄上路。没想到门一打开，我们呆住了：农民们放起了鞭炮为我们送行，还选派两人送我们进城。从他们纯朴的友情中，你能感到农民对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期望。
何成颖：在农村我们不仅获得纯朴的友情，也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县里专门请我们搞个全县“八五”规划的课题。下了一次乡，发现了大量活生生的事例，回来写文章顺手多了，论文一篇篇出来。我认为，搞社会科学的今后每年都应到农村去，这样理论才会有生命。
段先明（浙江农业大学讲师）：在学校，青年教师申请课题难，我也曾为此苦恼。可一下农村，课题就找到了。我连续４年利用暑假在农村试验，研究成功９２０增效剂，已在全国３０％的杂交稻制种面积推广，社会效益６０００万元，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这些青年教师带着泥土的芬芳，从田野重返校园时，许多人发现他们身上有了可喜的变化。学生们反映，下乡回来的老师讲课比以前有听头了，有生动的事例，也有亲身的感受。
熟识青年教师情况的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徐有智说：青年教师下农村、下工厂应作为一项制度不断完善，在学校也应该给他们压担子，挑大梁，培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