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化改革　搞活大中型企业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进一步深化改革　搞活大中型企业
李鹏
这次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我认为开得是好的、及时的、必要的。这是一次贯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加以具体化的会议。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国家体改委的两个文件经过修改，可以作为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配套文件下达。
陈锦华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和四位同志的发言，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问题，我认为都很好。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志在会议中提出的许多好意见，国家体改委应认真研究，加以采纳。
现在，我根据会议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就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讲几点意见： 　　　　　进一步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
从中央、国务院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并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以及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基本经验，其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讲得比较具体。在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中有三个要求：经济上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人民生活的改善上提出了要求和目标，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有明确的目标。看起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好像太长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做到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市场调节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的尝试。我们的改革要坚韧不拔地按照十三届七中全会定下的目标前进。
　　　　正确认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现在国际上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倒退了，停滞了。国内有一些同志也有些模糊看法。我们搞治理整顿，是迫于经济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为当时经济过热，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整顿。否则，我们的改革也难以开展下去。我们一贯强调治理整顿要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和比较好的条件。现在我们的改革可以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更加完善一些，改革的步伐可以适当加快一些，就是因为经过这两年多来的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宽松了。如果仍然是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经济过热，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设想价格改革和其他改革的步子可以走得更大。现在，我们确实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抓紧时机多做一点深化改革的工作。但是，环境也是会变化的，还存在着潜在的危机。所以，我们做起工作来还要瞻前顾后。
在治理整顿期间，我们坚持改革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保持了改革措施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比如农村体制的改革，城市企业体制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都是如此。当然也有小的调整，没有一点调整是不可能的。有的调整是有时间性的，例如整顿公司，整顿经济秩序，控制物价，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比较集中的措施。
在治理整顿期间，我们出台了相当多的价格改革措施。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最近两年，棉花、纺织品、粮食、交通运输调整价格的幅度比较大，石油、煤炭价格也做了一些调整。更重要的是汇率，经过两次调整，我国的汇率基本上和调剂市场价格已没有多大差距。汇率调整后，经济秩序比较好了，也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条件。以前，有的地区得到的外汇留成多，有的地方留成少，现在都差不多了。我们的目标是逐渐使国家牌价与市场调节价二者接近，但是不挂钩。如果挂起钩来，国际市场上的金融波动对我国金融的影响会是很大的。 在治理整顿期间，克服了经济上的一些混乱现象，砍掉了大部分是流通领域的那些不必要存在的过多过滥的公司。我们大家都赞成按劳分配，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就调动不起积极性。但分配不公我们不赞成，因为它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这两年，经过治理整顿，分配不公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还远没有完全解决。
所有这些，都说明要正确理解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治理整顿也有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像任何事物一样，有优点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但是，不要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对立起来，而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下一步改革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有的同志提出，改革到了“三江口”，意思是说各种改革都进入了深化的阶段，而且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始终要自觉地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是要看改革措施出台以后，对生产是不是起到促进作用。有的时候，改革的步伐又不能不受到保持稳定这个条件的限制。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９０年上半年，是我们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大家都讲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我们的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经济正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段艰难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经验呢？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必须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我们在一定的时候，把稳定放在第一位，现在，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一致，我们改革的力度可以加大一点。但是，必须始终自觉地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
其次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前十年通过改革，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比较多，虽然让了放了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又通过各种渠道拿回来一些。但总的讲，还是放的多，拿回来的少。而且放了水以后“鱼”也长大了，生产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因此，要充分肯定放和让的成果。现在国家和地方财政都很困难，如果再让利，将进一步减少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有人说，减了以后企业还可以为国家多增多得。这毫无问题是正确的。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合乎辩证法。但是，这中间有个时间差，当家的人既要考虑长远，也必须考虑眼前吃饭。今年财政赤字比较大，而且地方财政也出现赤字。所以，更多地让利，把中央已经正式纳入预算的再放回去，就涉及到财政平衡。企业要把改革深入下去，不能单纯地向国家伸手，要求减税让利，因为国家已无力负担。如果能够处理好各方的关系，大家齐心协力，取得群众的理解，如价格、住房、医疗和保险制度的改革力度就可以加大一些。进行这些改革，有一条基本方针，即国家、企业、个人都要负担一些。如果没有这一条，只由国家来承担难，只由企业来承担也难，这些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所以职工个人也要负担一些。我们今后要逐步做到在职工的最佳年龄段多拿出一些钱，积蓄起来，为自己年龄大后作劳动保险。国家出一些钱，企业出一些，个人出一些，使职工取得居住权，或房子的产权。
同志们认为，改革力度要再大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些拟定的改革措施是否能如期出台，还要审时度势，看形势变化再作决定。如金融情况，春节前发行的大量货币，如不能及时回笼，很多问题就要重新考虑。去年一般企业职工提了一级半到两级工资。一般企业的作法是“两头保”，这头保了税，还了银行贷款，那头保了工资，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就成了问题，企业就越来越没有生命力。再过几年以后，就会更加看出企业之间的差别。越是有远见的企业，就越是重视技术改造，重视管理，重视节约挖潜，重视产品结构的调整，这样的企业就有生命力。而靠老产品吃饭的，就没有前途。
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关系，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就能比较顺利地推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也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的改革，都要在取得人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
第三个关系是改革还要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因势利导，抓住时机，推进改革，这都是对的，条件好的时候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但是，必须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承受能力。现在企业的困难，一是市场结构性疲软，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下马，机械行业订货少了，开工不足，这是重要的原因。二是上游产品涨价，铁路、煤、电的价格涨了，但加工行业因为市场疲软无法相应提价，无法把上游产品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三是去年企业职工长了工资。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各项改革中，要重点抓好物价改革，理顺比价关系，像工农业产品之间，基础工业产品与加工工业产品之间，以及轻工业产品与重工业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等等。煤炭价格偏低，全行业亏损。但一下子把煤价提起来，电价也会上涨，又会推动各行各业涨价。所以，不能不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另外，现在理顺了价格，过一段还会变化。国家还要掌握一些价格杠杆来调节生产。去年粮食增产，有许多因素，一是天气好，二是粮食提了价，市场议价粮的价格也比较高，农民感到种粮有利，就向种粮倾斜。今年就不一样了，农民的积极性要开始转向棉花了，估计棉花的种植面积要有所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要有所减少，粮食产量能否保持去年的水平，能不能继续增产，现在还看不清楚。今年的气候因素，现在也看不清楚。中国的规律，一般是两丰两平一歉。已连续两年丰收，有可能今年气候条件不如去年。如果粮食产量下来了，而我们又把粮价都放开，国家就将失去保持粮价稳定的调控能力。因此，国家还要把一些主要产品的价格掌握在手里。当然，物价改革的目的不仅是理顺价格，还要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今后市场调节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些产品长期有缺口，需求大于供给。不能因为丰收了，就认为粮价放开没有危险了。假如今年粮食歉收，现有的国家储备还顶得过去。如果两年连续歉收，粮价非涨不可。此外，还要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粮价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棉花也一样。一些产品越来越丰富，品种可以满足需要，供给大于需求，或者基本平衡，价格就可以逐渐放开。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粮食价格现在还在管制。我们这两年的经验是，在总量大体平衡的条件下，出台一些改革措施，风险不大。去年原来估计物价指数为１４％，结果只有２％。物价局的意见，今年物价指数控制在６％左右。今年１、２月的情况还好，但有些大城市上涨过多。大中城市物价上升，农村平稳，全国没有超过２％。总量平衡是最敏锐的寒暑表，一个反映在货币发行量上，一个反映在物价上。总之，我们在有条件的时候，要抓住机遇，该出台的要出台，要把工作做好。改革要瞻前顾后，不能不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承受能力。总的来讲，我们倾向于价格改革小步走，一年达不到两年，两年达不到三年，这样做要稳妥一些，以免引起社会较大的震动。
　　　　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
对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重要性、迫切性，大家认识都一致。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大家反映是好的，现在需要抓紧落实，迅速到位。搞活大中型企业，必须处理好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从国家来讲，要尽可能为企业创造外部条件，从企业自身来看，也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搞上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家扶持和企业自身努力的关系。现在国家为改善企业的外部条件，已经或正在采取的措施有十一项：
第一，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包括对一些合乎产业政策的项目实行差别利率。
第二，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
第三，适当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
第四，赋予一些大企业外贸经营权。
第五，适当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主要是实行价格“双轨制”产品的平价部分产品，扩大其产品自销权。
第六，补充一些企业的流动资金。　
第七，适当提高新产品开发基金的比例。
第八，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第九，继续清理“三角债”。现在确实存在“三角债”前清后欠问题。有些企业似乎欠债有理，遵守经济纪律和法制的观念很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委，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下决心把这个“链条”解开。当然，只有把生产和流通搞活，才能真正解开。
第十，关于组建企业集团问题。组建企业集团的目的不是上收企业，是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发挥更大的效益，特别是有利于企业技术改造。企业集团应该实行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实行统一经营，至少核心集团要实行六统一，否则，只是个生产联合体，发挥不了集团的优势。股份制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在上海和深圳，进行了少数企业股票上市的试点。实行股份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集资，可以筹集部分技术改造甚至部分基本建设所需的资金。但集资也有个限度，如果搞得太多，结果必然造成银行存款“搬家”，扩大基建规模，物资又会紧起来，可能再次发生通货膨胀。另外，股票上市也会引起一些社会与经济问题，有的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翁，有的要跳楼，这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相背离的。我们搞的股份制，应是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企业集团搞股份制有它的好处，特别是其核心层，不搞股份制，没有产权界定，利益不能合理分配，就不会做到一条心。股份制是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通过股份制使企业集团核心层实现一体化。总的来讲，搞股份制不要一哄而起，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健康地加以发展，这样开始时似乎慢些，但最后可能会快。我们的干部要努力增加股份制的知识，加强学习，掌握管理它的本领。
第十一，对２３４个企业实行了“双保”，看来是有效果的，可以继续实行。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不向地方倾斜，也不向行业倾斜，而是向具体项目和具体企业倾斜。哪个企业需要搞技术改造，我们就针对不同情况实行不同政策，把技术改造费用给它；有的企业自己负担不起，可以增加折旧，折旧要进成本。因此还要看企业有无承受能力，产品是否卖得出去，才能实行。新产品的开发也是这样，产品卖得出去，它才能承受开发基金的增加。
关于银行利息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采取了措施，提高了利率，这对治理整顿产生的效果，大家都能看得到。如果金融不稳定，也不会有今天经济稳定的局面。以后，银行两次降低了利率。现在，大家埋怨高利息增加了企业负担，“钱被银行赚去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误解。这里有必要对银行获得的利润的去向作点分析。我们现在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７０００亿元，存款利息是属于存款者的，国民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通过银行付给了存款者。银行从贷款人手中把贷款利息拿过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又付给了存款者。现在人民消费心理比较稳定，存钱有两个因素：一是买房子、孩子上学、结婚、保险、养老等，要存些钱干这些事；二是物价稳定，也不愿意乱花钱。从１９８８年的抢购中，国家和人民群众都接受了教训，乱抢购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国家要保持金融稳定，有一个基本点，就是物价指数和利率应该保持适当差距，存款利率应略高于物价指数。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愿意把钱存入银行。银行还实行了保值储蓄制度，这对保护存款者利益也起到重要作用，应继续实行下去。
贷款利率、物价指数、财政收入都是连环套。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对金融、财政、物价、大型建设项目这四件事不能放任自流，不能不闻不管。这些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不管不行。前不久全国出现了“乙烯热”，不少省市都想搞乙烯，但究竟有多少资金，国内有多大的市场，没有考虑，盲目性很大。乙烯工程规模之大决非彩电项目可比，一旦热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国务院作了决定，乙烯项目要通盘考虑。经过酝酿定了１４个项目，这些项目是今后十年的，也不是“八五”期间都能开工，有的只能做前期准备。当然也要有个范围，不能什么都由国家来管。比如物价，一般商品可以放开。现在大家对“菜篮子工程”比较满意，基本经验就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得比较好。农民向城市供应了大量的蔬菜和肉食品，国家又掌握了一定的调控能力，所以市场商品丰富，货源充足，品种齐全，价格又比较稳定。怎样进一步搞好“菜篮子工程”并有所提高，今年准备再开一次会。
以上所讲，总的题目都是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要尽快到位，但最根本的还是企业本身。大家提到的待业保险，我是赞成的。前一段，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虽然有《破产法》，也同意搞劳动优化组合，但毕竟有个安定问题。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稳定，企业不能养着人不干活，否则企业不能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个待业机制。在这方面，地方上是大有可为的。大部分养老保险费都已经统筹了，下一步就要考虑待业机制的建立问题。关于房改，中央搞一个统一具体的方案，不好操作。各地经济水平和住房习惯不同，具体问题还是分散决策好。中央把大方针定下来，各省市自己搞，但可以交流经验。还有医疗改革，现在浪费太大，大量的福利费都用在医疗上。住房、医疗、保险这三项改革，还有股份制试点等，地方上有很多事情可做。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政府机构改革要继续进行。国务院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撤销了一些机构，建立了一些新机构，对所属机构普遍进行了“三定”。现在总的方针是，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各机构先基本稳定不动。但从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开始，要着手研究国务院新的机构设置方案。无论设置什么样的机构，总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当组建新的机构时，总是讲优点多；要改的时候，总是讲缺点多，都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机构一改就引起人心浮动，影响工作，所以国务院机构先基本稳定不动。省、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试点，可以继续搞下去。总的看，政府机构改革是按政企职责适当分开的原则进行的，方向是对的。政府应该管宏观调控，企业应该自主经营，现在这两方面都不够。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企业也有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到了亏的时候就找政府。这两个方面的健全机制都还没有形成。
现在各级政府机构偏大，庙太多，还要精简。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层层精简机构，不然财政赤字就很难解决。财政的钱，一是人头费，二是补贴，保了这两项之后，仅剩下少得可怜的一点钱搞建设。现在能搞点建设，主要是靠几项专项基金。机构不精简，财政没有出路；补贴包袱不甩掉，财政也没有出路。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已经确定今后十年要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从事体改工作的同志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这次会议对今明两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有所推动。
（这是李鹏总理在今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