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中国印本书籍展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参观中国印本书籍展览
谢兴尧
我国是发明纸张及印刷术最早的国家。这两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有极大的贡献的。为了使一般人系统地看到我国印本书籍发展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在第三届国庆节，举办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这个展览分两个陈列室，共展出中国古代和现代印本书一千多种。这些印本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印刷术上的许多伟大创造，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印刷术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发展历史。
在没有发明纸张及印刷术之前，我国最早的文字有的是刻在龟版和牛骨上，即“甲骨文”；有的则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即“钟鼎文”；其后，有刻在石上的，如“石鼓文”；刻在玉版上的，如“诅楚文”。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书籍是写在缣帛上和竹简或木简上的，即古人所说的“垂之竹帛”。这次展览的第一柜是“甲骨”和“简牍”（约公元前一三○○年至一○○年），“甲骨”是用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简牍”即旧来所说的竹简，是用笔写在木片或竹片上而用绳子编起来的。“简牍”除了三五片真的以外，还有一本完整的“兵器簿”，是用七十多根木简摩仿原简编成的。以下是北魏、隋、唐、五代的写本和照片，写本大都是佛经，照片有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的金刚经，及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的历书等，都是著名世界的珍贵文物。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古国之一，文化遗产最丰富。可惜有很多宝贵的古代文物，在反动统治时期，已被帝国主义所掠夺，展览会中所陈列的“摩本”和“照片”，正说明这个问题。如“甲骨”在清光绪中叶以后即在河南安阳出土，腐朽的清朝政府毫不加以重视，大部分经过奸商流入日本。抗战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宁夏西部额济纳河附近，从汉长城遗址发现了大批的“汉简”，共有数千根之多，其中最完整的，即这次展览中所摩仿的“兵器簿”，而这样一大批珍贵原物，都由蒋匪送往美国。敦煌出土的缣和隋、唐写本，绝大部分也早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掠夺盗走。如上述照片中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及唐乾符四年历书等，原本都在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博物院，我们自己所陈列的倒是些“摩本”和
“照片”。
中国古代书籍，因缣贵而简重，在文化的发展上不能不受限制。到了公元前十二年（西汉成帝元延元年）由于纸张发明，写本书籍随之大量发展，在文化的传播与提高上，有很大的贡献。六百年之后，我们的劳动人民又发明了印刷术，由一个人用手辛勤抄录的方法，进步到同时可以印刷几十部几百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件。在七、八世纪的唐朝，刻书已很普遍，到了五代的时候，巨帙长篇的经典，也都雕版印行，使文化学术的传播和保存方法有了飞跃的进步。
展览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宋本书籍，它占了很大的比重（由第四柜到十九柜）。排列的方法：纵的方面以时代为系统，横的方面以刻书地点为中心。从许多宋版书中，可以推断由十世纪到十四世纪，雕版的中心是：中原的汴梁（开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处。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地区，都有其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如汴梁是北宋的都城，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四川从五代时起，就是雕版事业的重心，建阳是造纸工业发达的区域，此外如江西、广东等地，也有刻本书出版。在这些时代，不仅官家刻书，私人也刻书，因为政府和民间刻书的盛行，于是便有书坊、书肆的出现。当时如杭州陈氏、尹氏的书铺，建阳余氏和虞氏的书铺、都是有名的，他们有的还自刻书版印售。这次展出的宋本，珍本很多，最有名的如“开宝藏”（开宝是宋太祖年号。这书是宋初在成都刻的全部大藏经，是宋朝刻书中最大的工程。刻成后送至宋京开封，所以称为“开宝藏”。宋朝曾将此书送给朝鲜、日本、越南诸国），“唐女郎鱼玄机诗”，“金石录”及卷帙繁多的“资治通鉴”等。这些书无论从雕版、印刷、纸质、墨色以及装订等方面，都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艺术天才。刻书地点由四川、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发展到湖北、湖南、广东。
金朝的印本书较粗，而流传甚少。因金人偏居北方，刻书的中心在山西临汾——金时称平阳府。这次展出的有金藏，又称“赵城藏”，是一部佛教大丛书，原存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这部经的雕版，从金皇统九年到大定十三年（一一四九年——一一七三年），经过三十年才刻成。元刻本的风格在宋、金之间，规模较金本为大。附于元刻本陈列的有西夏文大藏经，在公元一三○○年左右，当时西夏已亡，这说明西夏民族的文字仍在旧土流行。从展出的明本书籍中，可以看出两大特色：一是已有了大量的活字版，一是小说戏曲已带插图绘象，所刻人物山水都极精细，为“版画”中最优美的传统。本来在十一世纪中叶，毕升就发明了用泥土活字版印书的方法，这又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发明。可惜他所印的书，今日已不存在了。至十三世纪（元朝初年）山东人王桢又开始用木制活字印书，印有“旌德县志”，也早已失传。明本中的活字本，流传到现在的还很多。附有版画的书，如陈列的“北西厢”、“南柯梦”、“军器图说”、“天工开物”等，都是很精美的艺术品。尤其是“天工开物”画出劳动人民的各种劳动形象，颇富于教育意义。在这些木刻画中还有用彩色套印的，当时叫做“饾版”套印法、可算已达到木刻印本艺术的高峰。与此相反的又发明了“拱花”的方法，不用任何色彩，只是用压印的手续，把素白的花纹凸出地显现纸上，多半是白云、水波或花叶上的脉络，与各种彩色画面相衬托，更显得精采而多变化。这是这个时代独具的作风，在别的时代和别的国家里，还不曾同样地应用过。
清代的木刻印本，无论在质和量那一方面，都较从前提高了一步。但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印刷术跟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而输入中国，他们的活字印刷术，是从中国学去又倒输入到中国来的，但石印和铜版印刷术，则是新的东西。因此，自清中叶以后，中国的印本书籍，起了空前的变革，一面由人工雕版变为石印或铅印，一面由线装改为洋装，由双页改为单页，于是印本书的面貌，起了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一时期的印本，陈列的除书籍外，还有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壬申十一年）的“申报”和“上海新报”，及梁启超编的“时务报”，徐仁铸编的“湘学报”等，都是最早的报纸杂志。
还有一柜陈列着少数兄弟民族的文字，其中最少见的如“彝文经”，“满文三国志演义”及云南丽江么些文的象形字和标音字。么些的象形字完全是原始的图画象形，标音字则系用字母拼音。
第二室陈列着自五四运动至现在的各种书刊。如“新青年”、“向导”、“中国工人”、“少年共产国际”等杂志，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老根据地出版的铅印和油印出版物，和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及华北各根据地所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中有鲁迅亲手编校的书籍。此外还陈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不仅在量上远远超过过去，在质上也空前提高，如“毛泽东选集”的编印，便是最显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