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陈云同志关于新时期党风建设的论述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重温陈云同志关于新时期党风建设的论述
　　朱佳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曾就党风问题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意见，对新的历史时期党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都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解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这些论述大多收入了《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以下简称《文选》）。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许多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得到认真的贯彻。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了解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对于提高我们的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大有益处的。
实现新时期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还很重
我们党最先讲党风，并把它与党的路线、工作实绩摆在同样位置上的是毛泽东同志。１９４２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也有成绩，但我们党还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的学风、文风、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而学风、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因此，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整顿党风。
半个世纪过去了。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被我们战胜。４０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如此说来，我们党现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陈云同志认为，我们党的党风尽管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了极大的改进，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刚结束，他就提醒全党：“要在十年内乱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特别是要在我们党执政的情况下长久保持好的党风，任务还非常重。”（《新华月报》１９８２年第９号第７１页）１９８５年，他再次指出：“目前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实现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任务还很重。”（《文选》第３０８页，以下只注页码）
新时期党风的问题主要是些什么呢？陈云同志最为关注，讲得最多的问题，是一部分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他在１９８３年讲过，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在谈到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党政机关办企业的歪风时，他尖锐指出，不少的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他批评道：“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第３０９页）
此外，陈云同志曾把是非不分、做老好人的问题，作为新时期党风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过。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第２４６页）
还有一个问题，即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作风问题，虽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不再是带倾向性的问题，但陈云同志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经常注意的大问题。他说过，“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第２４６页）他还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它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在１９７９年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定要把毛主席提倡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讲到这里，他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第２１６页）可见，陈云同志当初提出整顿党风，针对的首先是党内民主作风被破坏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陈云同志十几年来不断强调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１９８０年，他在中央书记处成立时，特别讲到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不要搞一言堂，一边倒。１９８２年，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内有的同志对个别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一事指出：“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第２４７页）１９８５年，他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着重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
对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意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绝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党风不正的问题，要不要给予高度重视？要不要下大力气解决？党内的认识一度并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以权谋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不发达，物质不丰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的。然而，陈云同志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党风问题不能拖到今后解决，必须从一开始就下大力气来抓。他的考虑主要是：
第一，党风好坏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１９８０年，陈云同志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第２４５页）为什么这样讲？他在１９８３年有个解释，他说：对于以权谋私的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使党丧失民心。１９８５年，他又说：“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第３０５页）显而易见，如果群众不满，失去民心，在阶级斗争形势激烈的情况下，党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还会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最终导致失败，直至亡党亡国。东欧的剧变，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我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以能够以反腐败作陪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卷进去，也不能不说同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有一定关系。正是针对这些教训，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第一版陈作霖《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二，党风好坏关系到改革成败。
有一段时间，有的同志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党风党纪就是限制改革开放，就是束缚改革者的手脚，提出要“松绑”。针对这种思想，陈云同志１９８４年在中纪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第２４７页）我们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不抓党风党纪，听任以权谋私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中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盛行。那样，连正常的经济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难免存在一些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矛盾，存在一些原有规章制度与新情况不相适应的问题。对此，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有关部门经过一定的程序，修订原有规章制度。但只要还没有修订，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包括以改革的名义，予以违反。否则无纪律可言，也会把改革本身搞乱。至于打着改革的旗号，钻改革的空子，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更是对改革的破坏。总之，越是新旧体制转换时，越要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纪律，越要有好的党风。
第三，党风好坏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陈云同志在注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向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那么，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陈云同志说：“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第３０２页）他还说过：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对于党风建设的重要意义，陈云同志是这样认识，也是照此认识倾力去抓的。十几年来，他就端正党风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措施，亲自处理了许多党内外瞩目的大案要案，并在大会、小会、谈话、批示中反复讲党风问题。就拿《文选》新时期部分的２６篇文稿来说，总共只有９６页的篇幅，“党风”一词就出现了３０次之多。其中一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在讲到四位同志辞职问题时，一方面指出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另一方面指出，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说“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第２４４页）陈云同志在这里谈的虽然不是党风本身的问题，但他却把它与党风联系在一起。这种考虑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
对新时期党风问题产生的原因要作科学的分析
陈云同志在解决问题时，历来是先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关于党内不正之风的问题，陈云同志作了如下的分析：
首先，他分析了新时期党内不正之风产生的客观原因，即党在建国后地位的变化和实行改革开放后所处环境的变化。他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而在执政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党员的保护。
关于改革开放与党内不正之风的关系，陈云同志分析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第３０９页）他还多次指出，改革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改革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如果不注意，有可能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内之所以有人搞不正之风，除了客观原因，还有这些人主观上的原因。否则，何以解释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中，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而只有极少数做不到呢？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曾说过，我们党内不少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他又结合新的情况，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这就告诉我们，以权谋私者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他们走上错误以至犯罪歧途的主观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党执政是历史性的任务，改革开放的方针要长期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如果这些就是党内不正之风形成的全部原因，岂不等于说党风不正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了吗？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以权谋私所以能成为党内一股歪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的相当一部分组织，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党执政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消极方面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与危害，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抓经济建设一手硬，而抓党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这一手软。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乃是党内不正之风形成的主观原因，而且是关键性的原因。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第２９５页）他在分析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贪污受贿、投机诈骗、非法致富、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等现象的原因时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第３０６页）他还指出：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
解决新时期党风问题的关键在领导重视，以身作则和从严治党
对于端正党风的办法，陈云同志提出过不少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
第一，全党上下要对执政和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党风建设。
１９８５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在讲抓党风好转要做的几件事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不可掉以轻心”。（第３０５页）他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指出：“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第２９９页）对对外开放带来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第３０９页）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就会发现，凡是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重视党风问题的时候，党的风气就好。因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风问题是完全能够通过党自身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和老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端正党风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端正党风的各项措施中，陈云同志特别重视领导干部和老干部的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他说：“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第３０６页）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子女表现不好的问题提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第３０６页）
１９８３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要求高干子女退出商业经营活动，但就是落实不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组成伊始，即做出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等等。由于党中央态度鲜明，并率先垂范，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这说明，只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党风是一定可以搞好的。
第三，从严治党，常抓不懈。
陈云同志指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２４５页）并反复强调治党要从严。１９８２年１月５日，他把一份反映广东省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涉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信访简报批转给中央常委，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同志看到后，表示完全同意，并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第２４５—２４６页）６天后，中央就此问题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常委的批示。随后，中央又陆续召开了专门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根据中央的建议和变化了的情况，对《刑法》的一些条款作出了补充和修改。由于中央态度坚决，各地各部门重视，仅在头一年，纪委系统立案的经济犯罪案件就有１６万多件，其中结案并被开除党籍的有５５００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３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了死刑。这场“严打”斗争至今还在进行，它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对党风好转和改革开放的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的同志不敢贯彻从严的方针，总怕搞过头，重复以往“左”的错误。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认识，指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教育手段，１９５２年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陈云同志插话说：“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杀一儆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２９页）这说明，从严惩处经济犯罪的干部，正是为了使更多的干部受到教育和挽救。
陈云同志还提出凡是歪风邪气大量存在的单位和地区，一定要追究那里领导的责任。对于有些看上去似乎不那么严重，但明显违背党的宗旨和作风的问题，陈云同志也主张以从严的精神来对待。这特别体现在他关于有些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一事的意见上。他指出，凡是因参加党内集训、开会而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为了切实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陈云同志还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提出了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的要求。他说：“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第３１０页）他要求纪检干部要敢于碰硬。他说：“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做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新华月报》１９８２年第９号第７１页）
陈云同志关于新时期党风建设方面的这些论述，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继承与丰富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把陈云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时期有关党风问题的论述，当作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武器，认真加以学习和掌握，为纠正不正之风，克服腐败现象，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