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良师益友周总理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不忘良师益友周总理
胡子昂
在全国人民正以无比的激情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７０周年诞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又一次激起了对良师益友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回顾我９０多年来走过的人生道路，之所以能够由一个旧社会的民族工商业者改造成为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和我所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对我引导、教育和帮助的结果。
我接触得最早、受其教育最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是中国人民深情爱戴的好总理，也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所一致公认的良师和益友。
我是１９３８年春节后在武汉与周恩来同志相识的。当时，沿海诸省已相继沦陷，国难愈加深重。人民不愿做亡国奴，急望探寻一条救国之路。我作为重庆华西兴业公司的经理，正在武汉与国民党政府接洽公司扩建和贷款事宜。很想趁机听听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在《新蜀报》社长周钦岳引介下，周恩来同志接受了我的拜访，与我们亲切交谈一个多小时。他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讲述中共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指出，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战定能胜利。他勉励我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将抗战进行到底，并恳切希望我们对即将迁渝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给予可能的帮助。他的一席话，给我启发、鼓舞很大。从那一天起，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谦逊质朴、知识渊博和爽朗健谈等即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后来在重庆，我有幸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每次接触，我都感到十分愉快；每次听他讲话，都使我深受教益。
“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周恩来同志在白象街举行有影响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加紧压迫民族工商业、肆意掠夺民脂民膏的恶行。我和在场工商界同仁感到周先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表示由衷的钦佩。
１９４４年冬的一天，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在上清寺（特园）举行约４０余人的知名工商界爱国人士座谈会，我也在座。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深刻剖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并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工商业家应努力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应邀在“星五聚餐会”作了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精采演讲。我专门邀约一些工商金融界同仁去听，听后，大家都觉得信服，令人深思，增强了对形势的认识和对前途的信心，对中共的经济政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以后，我又先后参加了在《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家和在川康银行总经理宁芷村家的两次几位朋友的约谈，都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备感亲切。他与我们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时局，特别强调指出，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也搞不好。没有和平民主，就谈不上建国，还启发大家要为反对内战与独裁施加自己的影响。
通过多次的接触与交谈，我与周恩来同志情谊日深，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不断引导与教育下，我加深了对党的了解与认识，明确了许多革命道理，进而抛弃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幻想，决心与之决裂，走党所指引的光明道路。我利用自己当时担任重庆市参议长等职的地位和经营工商实业的经济条件，积极支持党和民主党派的革命活动，参加了一些斗争，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后因形势急剧恶化，我才辗转去到香港。
１９４９年９月，我应中共中央特邀，与部分民主人士一起到了北平。我到北平不几天，即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与欢迎，参加了《共同纲领》稿的讨论，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大会和开国大典，受到了极大鼓舞。不久，从董必武同志口中得知，在我最后一次离渝出走香港后，国民党特务查封了我家住宅和我所经营的华康银行等。幸有地下党同志事先通知并设法保护，我的老父和部分家属才得以躲进乡间一小防空洞内，直至重庆解放才重见天日。我衷心感谢党，决心为建设新中国竭尽努力。
当我愉快接受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回到刚解放的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后不久，我就一再要求并获得批准，将我经营的华康银行和我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我的多余私人住宅和幸存的珍藏书、画一并无偿地上交了国家。
１９５６年我调民建、工商联“两会”中央工作后，接触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更多，受到的教育与关怀使我永远难忘。
１９７１年，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周总理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界代表人士讲述了林彪叛逃事件经过。散会后，周总理邀我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了好一阵。他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向我谈到当时国家的严峻形势、统战工作的艰巨性和朋友们在“文革”中的遭遇等，并分析了前景。当得知我尚能自制、对党仍抱坚定信念时，他亲切地说我是“党的诤友”。我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要继续努力，殷望总理多加保重。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与良师益友周总理的交谈，竟成永诀！周总理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至今我仍时时深切怀念着。正值党的７０华诞，我谨以此文表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