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记不忘周总理的教诲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永记不忘周总理的教诲
九三学社主席 周培源
在纪念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７０周年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殷殷感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出生入死地战斗，栉风沐雨地工作的革命先驱们。他们的伟大勋业和高风亮节辉映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抚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名与社会主义千秋功业共存。我有幸与他们相识，其中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
对周总理我心仪甚久，苦于难得回缘。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是１９４９年初北平解放之后不久，约于５、６月间，是在他召集部分科技人员作报告的会场上。他雄姿英发，目光炯炯，和善亲切，一下子吸引了全体与会者。他勉励大家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他的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７月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主要任务是将旧中国已有的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解放区的中华自然科学研究会等４个会社组成新的全国性的科技团体。周总理在会上说：科技界要联合起来，为今后发展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技事业而奋斗。当时百废待兴，他日理万机，却对科技事业和科技工作者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使我与这些多年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非常振奋。他的讲话使大家十分感动、折服，激励了我们为祖国发展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决心。
１９５０年９月，应英国共产党的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参加英共和英国进步人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活动，团长是刘宁一。团员有李德全、涂长望、王铁崖和我。临行前，周总理接见了我们，对准备工作检查甚细，连送什么礼物都问到了。当谈到这次活动的指导思想时，他说：你们出国，首先要支持我们的朋友；要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对反对我们的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话虽不多，但字字铿锵。他坚定的立场，鲜明的爱憎，灵活的决处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极大的教益。我在其后的几十年经常参加涉外活动，始终坚持实践着这三条教诲。
代表团在英国的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热情的安排和帮助下，英政府把原来签证一周的时间延长到一个月。在我们访问的几个城市，到处受到欢迎和友好的款待。
回到伦敦，英官方以工党主席的名义，设宴招待我们，除首相艾德礼和外相贝文之外，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工党要人都出席了。此情此景，使我为新中国感到扬眉吐气，十分兴奋。回想１９４８年秋我曾到英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活动。那时，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彻底胜利，而国民党的部队正到处崩溃，南京政府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冷落我。现在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受屈辱和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访英归来途中，我又参加了郭沫若同志所领导的代表团，出席在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回国后，周总理请和平代表团和访英团一同吃饭。刘宁一同志因又有出国任务未到。大家就推我向周总理汇报访英情况。我简要地将情况和见闻说了一遍，又说到除团长外，我们团员都是解放后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因此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总理听后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好嘛！”还讲了一些赞扬勉励的话。但在最后又批评我说，“你们出国就要大胆放手去做工作，不能缩手缩脚”。他诚挚的讲话使我深受教育，至今不能忘怀。
１９５１年秋，周总理对京、津两地的部分高等教育界同志就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作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是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何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讲的。我们许多人长期曾在欧美学校接受过教育。所以，资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界影响很大，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还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不理解，很不适应。周总理针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和面临的重大抉择，站在历史前进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知识分子要转变立场、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以自己的出身、经历着重讲了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他用亲切浅易的语言说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十分亲切、十分精辟、十分透彻。他还讲自己受到的家庭影响，讲在革命实践中的潜心学习，讲自己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艰苦历程，既倾心交谈，又谆谆教诲，字字珠玑，沁人心肺。周总理那次历史性的讲话推动了全国高等教育界的思想改造，致使１９５２年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胜利完成。
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和积极引导，我是有切身感受的。１９５５年我应邀参加莫斯科大学建校２００周年庆典，亲眼看到一些布尔什维克教授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对我亲切友好的态度，使我感慨颇多。回来以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周总理很快知道了。一次他见到我在部队的二女儿，高兴地对她说：“你的爸爸申请入党啦”，并详细地询问她关于我的思想、生活和家庭情况，关怀激励之情溢于言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到处肆虐，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周总理以他宏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深谋睿智，保护、引导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周总理在了解到我受冲击的情况后，过问了此事。因而解除了我的困境，使我转危为安。１９７０年秋，我国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组织代表团去参加朝方举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２０周年的庆祝活动。我是代表团成员，在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我们，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他说：“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关心你，是他要你作北大校长。”
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访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来访。外事活动多起来。周总理决定，让我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此后几年，中央许多外事活动我都参加，跟总理的接触也多了。那个时期，他的身体渐渐不好，公务仍然十分繁忙。但不管在哪种场合见到他，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总是那样和善地待人，总是那样果断而灵活地处理纷繁的事务，我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加深了对他的景仰之情。一次，外交学会接待阿根廷的庇隆夫人。我在主持宴会后，又和爱人参加了总理接见。当天晚上九点，总理又接见美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夫妇。我和爱人也一同参加了接见。周总理见到我们就轻声问：“你们一个晚上连续参加两次接待，累不累？”当时我心里想：您总理日理万机，今天一晚上就两次接待外宾，反而关心我们的健康。我看着他清癯而又亲切的面容，激动得一时语塞。
“林彪事件”后，周总理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把握历史的契机，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着手整顿社会、发展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促进教育和科技转入正常发展轨道。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总理接见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个大型华裔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在谈到他们参观了大学与科研所之后，认为我们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总理立刻对我说，“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还强调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说“有什么障碍要消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我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２０日，我上书周总理，分析了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三条原因：一是缺乏具体领导，订了规划，列了重点也不好好抓；二是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务上，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做到“任务带学科”；三是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基础理论研究常常受到冲击。我还提出要加强领导，发动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仅隔３天，周总理就作了重要批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国务院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要我就综合大学理科的教学改革问题写一篇文章。根据周总理一贯重视理科的精神，并根据和北大及科学院一些同志的讨论，我写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人民日报》未能刊出，而改由《光明日报》发表。在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险风浊浪中，“四人帮”利用我的上书和文章，对我横加诘难。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
粉碎“四人帮”，党通过“拨乱反正”把许多被“四人帮”颠倒的东西都改正过来。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迎来了科技事业的春天。在党的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科技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取得长足的进步。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对基础科学给予充分重视，极大地鼓舞了千万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往事如在眼前，在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７０周年之际，谨以这些文字，深情怀念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我们的良师益友——周恩来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