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台看“粮”——北方第一个“吨粮县”印象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桓台看“粮”
——北方第一个“吨粮县”印象
本报记者 吴长生 夏珺
编者按　本报去年１１月１日对桓台成为北方第一个“吨粮县”进行报道后，又派记者对该县的具体情况和经验作了深入采访。
时已入冬，地净场光。这时候到北方第一个“吨粮县”——山东桓台去“核实”产量，只能下乡看麦苗、入户看粮食了。
上午到桓台，过午我们就“下地”了。沿着乡间不宽但很平的公路，我们一气儿转了索镇、果里、周家等五六个乡镇，超过了全县面积的１／３。田里的麦苗真绿，从路旁一直铺向天边。
“你们看得出是分户承包的吗？”同行的县委书记赵奎问这话时透着几分得意。“真看不出来。”麦苗都一样高，颜色都一样油绿，就连麦垄走向、畦的宽窄都一样。
“怎么这么整齐呀？”“这就是‘五统一’的功效。”赵书记进一步解释：“良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播种期统一，再加上统一用播种机，畦宽１．６米，每畦７行，统一下种量。苗能不齐吗？每亩冬前１０来万株苗，明年拿４０万个穗，保证单产超４００公斤。”
“麦地里怎么连水渠都没有？”“有。”赵奎指着绿野间很不显眼的一条小白道说：“地面的渠道大部分改成了防渗的水泥Ｕ型渠。还有不少地已经铺了暗管，地面只剩下了出水口，为了节水嘛。”可不，荡荡原野上，点缀着一座座机井房，周围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小出水口。不细看，真不知浇地的水是打哪来的。
桓台是建筑之乡，乡乡村村有建筑队，占农村总劳力一半以上的男人几乎全外出搞建筑去了，种地的担子就落在了“三八部队”肩上。就是妇女，也有不少人在乡镇企业工作，除种忙季以外，管理都是早晚的事。记者在一个村想找一家没有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户，竟然找不到，可这个村的粮食单产照样过了吨。
其实，地能种得这么好，关键是服务搞得好，耕、播、收、打等重要环节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并由服务体系包了下来，剩给农户干的，多半是锄草、追肥、看水等零碎活儿。而这些碎活儿也不完全是各家操心。
比如浇水，桓台实行的是一种新“井田制”，即以井划片，由片内承包户民主选出“井长”，谁先浇、谁后浇，浇多少、用多少电都由井长负责协调、记帐，轮到谁家，谁家就来人，拉上管井员，打开井房，合上电闸，水便哗哗流进地里。农机服务，他们则实行“帮联制”，土地耕翻、小麦播种、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都由统一耕作的农机具来完成。而这些农机具只有１０％属于集体所有，其余都是农户的。
说到这里，赵书记补充道：“当然，这些统一服务开始时也不完全是自发的，我们也采取一点必要的行政手段。像组织农机统一服务时，有少数有机户不大情愿，我们就采取农忙时‘摘牌子’的办法，不让拖拉机随便去跑运输，全力为农田服务。等忙完了，再各奔东西。这种行政干预，效果是好的。”
入户看粮，记者有意搞了个“突然袭击”。一天上午，记者在与几位县科技干部座谈当中突然提出要到农民家里看看，主人只好临时“抓”了一辆上县中办事的汽车的“差”。
车到耿桥乡，我们没找乡干部，径直叩开一户农民的院门，户主张祖守，３０多岁，一家４口人，种３．１亩地，说起去年的收成，张祖守如数家珍：“每亩小麦打了４６０公斤，玉米５５０多公斤。”“这么精确？”“是的，我过了秤的，还有假？”说着，老张引我们到客厅旁的小屋、仓房、院里“核实”，只见或大瓮、或麻袋，到处是金灿灿的粮食。南屋竟是一间专用的粮仓，墙上的出粮口紧闭着，里边全是小麦。我们粗略算了一下，张家的存粮足有４０００多公斤。临出门，主人对我们说：“只要国家收购，我留够人吃和喂牲口的，还能卖１７５０公斤。”
从张家出来，又“撞”了几家，情况跟张家大体差不多。
桓台数日，来去匆匆，记者看了麦苗，看粮食，心落了地。桓台在连续１１年稳步增产基础上实现亩产吨粮，是令人信服的。
“桓台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还大着哩。只要搞好社会化服务，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大包干仍然能继续创高产。”在桓台，赵奎同志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