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卫士”为何怕谈生存权？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人权论坛

　　“人权卫士”为何怕谈生存权？
喻权域
这几年，西方某些人到中国，几乎言必谈人权问题。可是，当我们提到人权中的“第一权”——生存权时，这些“人权卫士”立即避开，“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他们还倒打一耙，怪中国人“太看重生存权”。
我曾苦思其中的奥秘。起初，以为是他们缺乏教养，文化水平低，没读过美国《独立宣言》和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不懂得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后来研究了西方的人权状况，并与中国对比，这才恍然大悟。第一，那些“人权教师爷”多属资产阶级，一向视普通劳动人民如草芥。他们丰衣足食，生活奢侈，居处有保安设施，出门有防弹汽车，自己的生存权有保障，哪管老百姓死活？第二，西方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和侵犯，比中国差得太远，所以“人权卫士”们怕谈生存权。
我们拿呼喊人权调门最高的美国来比比看吧。
１９９０年，每１０万人口中，美国有８个人被杀死（中国不到２人），３００多人被伤害（中国不到７人），７０多名妇女被强奸（中国为４名），２００多人被抢劫（中国为７人），５０００多人被偷盗（中国为１６０起盗窃案）。美国的一位外交官曾私下对我说：在美国的纽约、华盛顿等城市，单个人深夜是不敢到小街道上行走的；在你们中国，我可以放心地在大街小巷作彻夜之游。
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发表的报告：１９８８年，中国的“粗死亡率”（即“人口死亡率”）为７‰（按：１９９０年已降为６．６７‰），美国的“粗死亡率”高达９‰。美国人死得太多了！
美国人权状况之所以糟糕，病根在于它的社会制度违反人性。一方面是少数富翁拥有亿元、十亿元、百亿元财富，一方面是千百万穷光蛋一无所有，处于“恐惧与匮乏”之中。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把美国列为“第四富国”。但是，美国有大批穷人无家可归，只能露宿街头。冬天是三四十万，夏天是三四百万，年平均２５０万人以上。据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房子住，在大街上睡，盖着报纸，或者睡在纸盒子里”。中国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半。按美国的比率，中国至少应该有１１２０万人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实际有多少呢？我曾当面问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崔部长说：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国人民中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的人，平均每年为１５万，他们都及时得到民政部门的安置。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把“免于恐惧和匮乏”作为理想。在这两方面，中国都把美国比下去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难怪一提到生存权，美国的“人权卫士”就心虚，要“顾左右而言他”。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人性，使人性扭曲、异化，所以美国的犯罪率特别高。现在美国监狱里关着１００多万人。每１０万美国人中，有在押犯４１３人，这样高的比率是“世界冠军”，比中国（９９／１０万人）高３．１倍，比名声很糟的南非（３３３／１０万人）还高１／３。
我国的监狱和劳改场所，是改造罪犯，使罪犯新生的地方。从那里释放出来的人，９０％以上成为好人，只有６—８％重新犯罪。美国的监狱呢，正如高尔基所说，那是“犯罪大学”。从美国监狱刑满释放出来的人，有４１．４％重新犯罪，其中不少人比过去更坏，更凶残，使美国人民的生存权受到更多的侵犯，更大的威胁。如此恶性循环，永无宁日。
美国的“人权卫士”缺乏自知之明，本国的人权状况一塌糊涂却“雄赳赳”地对别国发动“人权攻势”，指手画脚地教训中国人；中国人与他谈生存权，他又心虚害怕，只能胡搅蛮缠。这叫什么？《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尴尬人难免尴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