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上的突破——评述襄樊经济崛起之势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中观上的突破
——评述襄樊经济崛起之势
本报记者 艾丰 蒋亚平
把全国看成宏观，把企业看成微观，那么，就可以把中心城市看成中观
中观是“结合部”，中观是“协调者”，中观是“生长点”
对中观经济的威力应有新的认识，对发展中观经济应有新的探求
８０年代初曾以“求贤若渴”而闻名的襄樊市，９０年代初又以其经济崛起之势，令人刮目相看。
最早提出“重新认识襄樊”的，是它的“顶头上司”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他在这里调查研究之后说，襄樊有可能排在武汉之后成为湖北第二大城市。
可不是嘛，这里已形成了“一条大河、两个机场、三条铁路”的立体交通格局；它拥有号称“十万大军”的专业技术力量；军工企业“老虎下山”栖居于此，在十堰到武汉的我国最大“汽车带”上它占据“腰”位……
１９８３年地市合并以来，这里的工农业总产值以年递增１４．５％、工业以１８．９％、农业以５．９％的速度发展着。１９９０年，工业产值达到８５亿元，粮食产量达到４０亿公斤。本世纪末，工业产值２００亿元，粮食产量５０亿公斤的前景已清晰可见。
中观经济的文章主要做在“结合”上
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怎样摆布自己的经济工作？
襄樊市领导班子的回答是：关键是作好结合工作。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军民结合、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本地和外地的结合、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合……还有这一切“结合”的结合。
市委书记章治文的习惯说法是：“我们不能只当留声机，要当微机。要编制贯彻大政策、发展小气候的软件。”
看看最有代表性的城乡结合吧。地市合并，构成“市带县”体制之初，人们从两个方面提出疑问：会不会削弱了农村工作？“小马拉大车”，会不会累垮了城市？
在这片２６７００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６５９万人口中，８０％的人口在农村，而８０％的利税来自城市工业。这是当时的基本经济格局。
但还有一个“８０％”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８０％的工业原料来自农村。这就是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必将带动农业。于是，“城乡通开，工农一体”作为经济体制和领导体制的转变口号提出来了；当时制定的１０个文件、５００条内容，集中体现了一个思想：“一根扁担挑两头”。
８年之后，根据工业的需要建立了２３０万亩原料基地，工业获得了稳定发展。“众马拉车”的结果是各个县城和众多的小城镇发展起来了。
结合的内涵比简单的城乡地域沟通更深刻。市委副书记鄂万友这样概括：“城乡结合不仅是产品的流通，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的交换，信息、技术、资金的交换。这样的结合把社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科技下乡”以集团承包、科技咨询、科技培训、带职下乡等等形式进行着。这里的科技队伍１９８４年以来取得８９５项科研成果，而全市有３５％的产品是由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科技进步的因素在工业增产中占４０％，在农业增产中占４５％。
中观的“结合”，像一个“魔盒”，几种东西放进去，变出来的是全新的货色。
从全局上找到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位置
中观经济的发展战略如何确定？全局需要和自己优势的结合——这是襄樊领导者的回答。
作为“三线城市”，它不具有沿海的优势；它也不像有的内地具有资源优势。但是它有两大“得天独厚”。
一个，全国最大的东风汽车集团“总部”二汽就“卧”在自己的身旁。他们看准了：全局需要交通事业、汽车产业有一个大发展，从十堰到武汉将要形成一个我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带，而襄樊正居于这个带的中间部位。于是，他们冒着一部分人的反对，毅然以最优惠的价格，把市郊近万亩的好地卖给二汽作为新厂基地。二汽在这里建设了大型的铸造厂、试车场、柴油发动机厂，投资约７亿元；３０万辆轿车发动机厂也将在这里兴建。而襄樊市自己呢，现在就已经建成了为其配套的灯具、变速箱、蓄电池、前桥、后桥等厂，被称为“八大金刚”，目前的年产值即可达５亿元。
另一个，湖北有两个农业增产潜力最大的地方，一个“水袋子”江汉平原，一个“旱包子”鄂北岗地。而拥有５５０万亩耕地的鄂北岗地就在这里，再加上汉江中上游沿岸，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天地啊！他们看准了：全局需要加强农业和林业。难怪市委副书记吴荣显同志和果真同志在谈起他们这方面的优势战略时，兴奋不已。“八五”期间他们准备每年再多向岗地要１０亿公斤商品粮和近百万担商品棉；“不与工业争能源，不与农业争水源，不与其他争财源”的绿色企业及其加工工业，现在已经转移１２％的农村劳力，三年后将达到４０％，３００万亩的林业基地上将有至少２亿元的产值。
只讲自己的优势，将会失去方向；只讲全局需要将会失去根据；全局需要和地方优势的结合，使襄樊伸展开它起飞的两翼！
协调——中观经济的主要手段
这两年，全国实行了必要的紧缩政策，但在襄樊，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照常进行”的气氛。
是拒不执行中央政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襄樊的领导者笑了：“我们的项目都是上了‘国本’的。”——“国本”者，国家计划也。
市长杨斌庆把自己的工作体会集中为这样一句话：“市情是基础，国家计划是前提，市场是归宿。而结合的方法主要是协调。”
１９８５年底，制定当地“七五”计划的时候，他们跑到北京。并非“跑部前进”，而是向计划部门的同志和经济学家咨询、请教，使自己的计划和国家的计划协调起来。于是出现了在全国恐怕都很少见的情况：他们的７０个重点项目都列入了国家和省的“大盘子”，其中４８项上了“国本”，投资额７．７亿元。
站在中观的层次上，不仅要协调自己和国家的关系，协调和周围地区的关系，大量的日常工作还是协调自己所辖范围内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企业的关系。为了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他们和金融部门协调，建立了科技基金；为了保证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他们协调了生产和流通部门；协调不仅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是经常的事情，而且在中观的层次上组织企业存量的流动是最容易实现的……
协调意识已经贯穿在这里各级领导的工作中。被称为“小城市的建制、中等城市的气派、大城市的管理”的老河口市，早就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了自己的“产品战略”，平均每周有一个新产品问世，大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故没有被市场疲软所困扰，称为“先调一步天地宽”。枣阳市形成了卷烟、果品、地毯、啤酒等十条“龙”，工业以每年递增一亿元产值的速度发展着。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权威机构——宏观经济领导小组，它实际上是一个专门进行协调工作的组织，包括协调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家、地方、集体（企业）、个人四者利益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而这种一致主要是通过协调来实现的。襄樊的经验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特殊的大气候，使这里布下了那么多的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而特殊的大气候，又使这些“老虎下山”成为“大趋势”。
在这个看来与己无干的事情中，襄樊领导看到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他们认为，襄樊经济，不应该仅仅是“襄樊所有”的经济，而应该是“襄樊所在”的经济。主要考虑的应是利用这块国土发展经济，而不是首先考虑它是否归我管辖。他们主动迎接“老虎下山”。为此，他们成立了“军民联合协调小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先后下发了４个文件，在民品开发、税收、信贷、选址迁建、子女上学、招工等方面都尽可能给予优惠和支持。
一个２０年投入一个亿、吃掉一个亿的军工厂被救活了，邹家华说：“是个奇迹”。总后的一个大型供应基地３５４２厂选点在这里，部队首长说：“襄樊领导同志思想开放。”几年时间，就有１２家军工企业向襄樊市区调迁集中，一个新兴的工业区——“乔营工业区”迅速崛起。它占地近万亩，第一期工程投资７亿元。１９９０年这些军工企业已实现民品产值３亿多元，利税４０００万元，创汇１１２６万美元，并以其高技术带动了其他企业。
有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机遇的重要，但机遇并非不可捉摸，它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襄樊经济的崛起表现了中观经济的威力
襄樊经济崛起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中观经济的巨大威力。
放眼全国，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凡是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了作用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就表现了虎虎生气。江苏如此，它有苏、锡、常；广东如此，它有自己的“四小虎”，两个特区；山东也如此，它有青岛、烟台、潍坊……
这并非偶然。宏观调控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国这样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宏观调控，无论实施和改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企业的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作为微观，它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中观层次，与微观比，它有一定的宏观综合——把握方向的优势；与宏观比，又有一定的微观具体——便于操作的优势。
从空间来看，中观层是我国经济最具生命力的生长点。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强调中观，绝不是否定宏观和微观，而是为了加强两者的联结。如果我们要“造成”一个“罩”得住微观的宏观，如果我们要造就无数个与宏观协调一致的微观，想想看，在我们这样的大国，离得开中观这个“中介”吗？
我们需要更多的中观上的探讨，更多的中观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