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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文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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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1-01-10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特征笔谈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
陈涌
内容提要:文学的社会性质,总是由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必须寓于艺术真实之中,必须体现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之中。      

文学的社会性质,总是由一定时代的一定的社会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近代欧洲几百年来,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经过几个历史时期,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艺术思潮、流派,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只要资产阶级还在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文学的基本思想内容都是民主主义的,大致到了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高尔基所说的资产阶级“浪子”的文学,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叛逆,它仍然坚持民主主义的旗帜,并且使文学的民主性和真实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深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以前世界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无疑首先取决于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这是被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但好久以来,国内外都不断有人,企图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从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中加以删除,这会使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走入迷途,甚至会导致完全改变文学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它不短的历史传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经历过差不多1/3个世纪,时间之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出现了像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这样伟大和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的文学艺术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逐渐成为它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文艺得到更加深广的发展,为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它和过去各种先进的、民主主义的、或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分界线在哪里?这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也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简明扼要的描述,他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为《德法年鉴》撰文时,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卡尔·马克思》)。
这就是说,这时候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应该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应该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的只有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认识到群众应该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应该自己解放自己。
列宁认为这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的主要标志,也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我们也需要把列宁的这个分析,作为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的出发点。
大家知道,鲁迅也有过一个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变化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民主主义作家,他的主要思想标志是什么呢?在成了共产主义者以后的鲁迅,和他过去有了什么变化呢?是否也符合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呢?
当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反对封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已经是异常坚决彻底的。他深刻地看清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无论发生过多少战乱、动荡、外族侵入,改朝换代,但人民的被压迫地位却并未发生过根本变化,他认为过去的中国人民只是不断地变换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遭遇。这个分析无疑是异常深刻的,切中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实质。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渴望中国“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到来,但这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鲁迅当时还是不清楚的。即使像鲁迅这样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他对未来中国发生的前景,也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前期的鲁迅相信进化论,“青年胜于老年,将来胜于现在”,这种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思想,实际上成了鲁迅的历史观,它激励鲁迅前进,在很大的程度上坚定了他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但不能不承认,鲁迅寄希望于青年,把拯救中国的希望诉诸青年,这只能说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在阶级社会里,如果我们不把青年放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考察,那青年就只是一个混沌的、抽象的概念。因而“青年胜于老年”,也就只能说是一个抽象的真理,但事实是,再没有比抽象的真理,更不能说明复杂的阶级社会生活问题的了。鲁迅自己也越来越发现这个由进化论而来的混沌抽象的真理,和实际生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亲眼看到,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紧急关头,杀害革命青年的往往也是青年。正是因为这样,当鲁迅冲破了进化论的网罗、克服进化论的“偏颇”,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诉诸无产阶级”的时候,才出现了在思想上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
“将来胜于现在”,一般地说,也并不错,但如果这个观念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那它也只能是一个混沌的抽象的观念。历史发展的道路,往往经历无数迂回曲折、甚至暂时的后退,这是和通常情况下的自然现象极不相同的,因此,本来用作说明自然现象的进化论,无力解释性质完全不同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事实的教训因此也常常给鲁迅带来苦闷、矛盾。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本来同一营垒的战友也发生了分化,这本来是不难理解的必然的现象,却给鲁迅对历史前景带来深刻的怀疑,深刻的孤独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便是他这个时候的思想的典型表现。

是否承认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改造旧世界,是否承认应该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承认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否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过去一切先进的,包括民主主义的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分界线,也是社会主义文学和过去一切先进文学的分界线。俄国十月革命后,文学发展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俄国许多本来已经知名的作家,在革命后或则沉默,或则逃亡国外,但也有不少留在国内的,虽然也写革命,但抱着冷漠的旁观的态度,这就成了“同路人”作家的一个重要弱点,和社会主义作家有明显区别。这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的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鲁迅看出“同路人”“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他们的作品,“终不脱旧知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的态度”。但当时影响很大的勃洛克不是这样的作家,他的《十二个》也不是这样的作品,勃洛克是通过他的这部作品真诚地歌颂十月革命的,正如鲁迅所说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十二个》正是带着“真的神往的心”“呼唤血和火”的诗篇。
但是,真诚,“真的神往的心”毕竟是属于作家主观方面的条件,这无疑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但这个主观的必要的条件,并不能保证他的作品因此就一定是对生活的真实的反映,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个作家的创作就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社会性质,并不仅仅取决于作家自己的感情愿望,勃洛克热情地歌颂红军,但是在他的笔下,红军最后还得由基督引导前行,就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革命仍须靠基督“得救”,勃洛克终于不能确信人民的力量,不能确信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勃洛克因此也终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水平。《十二个》还不是一部真正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作品。
十月革命后,另一位影响更大的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情况便有所不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是极其政治化的,许许多多政治语言在他手里都可以转化为诗,要点就在于他用一个真正有才能的诗人来溶解,来消化迎面而来的政治语言,而且成为大众都能理解,都能为之倾动的作品。据统计,他的作品,从1917—1954年,用俄语和各加盟共和国各种语言出版达2300多万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之后,在苏联读者最多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政治诗人,连有些对苏联文艺方针政策很少肯定的评论家,也不禁对他表示理解、同情和赞赏,原因之一,就在于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是一个天才,而且他歌颂革命,出于他的真诚,出于他的真正的信仰。政治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淡的知识。他的写作政治诗,不只是在履行一种义务。他的独创性,他的和革命一体的心,他的诗人的磅礴的激情,都是他的后续者所不可及的。但马雅可夫斯基的所以成为无产阶级诗人,还不只是因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诚,也因为他对革命的真正的理解。如果没有对列宁,对整个世界革命有真正的理解,他不可能写出像《列宁》这样的作品,他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和国际工人运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上看取列宁这个领袖人物的特点和意义的。在马雅可夫斯基这部作品里,列宁与平凡的普通的工人农民是一体,因此,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列宁就“比面包还朴实,比钢铁还正直”,这完全排除了对这个伟大人物的神化的色彩。这作品的开头,描述到列宁逝世后,人们对他的敬仰和哀悼时便说:
“我害怕/送葬的队伍/陵墓/和早已规定的/崇拜的仪式/会用甜腻腻圣油/浸坏了/列宁的/朴实。”
毫无疑问,对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这种态度,是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它和以后中国和外国都出现的对领袖人物的个人迷信,有根本的区别。
现在,社会主义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前途无量的新生的制度,不能因为它遭遇到暂时的挫折便怀疑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个世纪,全世界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简直是惊人的,是过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诚、热情地表现社会主义,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斗争的新人,这个责任是历史地落在每一个社会主义作家身上,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义作家都应该说是义不容辞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应该是十分广泛的,我们所说的新人,也是十分广泛的,从爱国的,民主的,直到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都有可能产生属于不同层次,不同等第的新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理想的新人,自然会受到人民群众更大的尊敬和爱戴,但这几年来,就有人公开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进行所谓批判,认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是“说空话”。
但如果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已经出现了不知多少张思德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出现了白求恩式的、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牺牲的国际主义友人,那人们有什么根据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办不到的,有什么根据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共产主义理想反而成了“说空话”呢?

艺术必须真实,任何思想理想以至于艺术美都只有寓于真实,离不开真实,社会主义文艺也没有例外,而且,应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由于它的彻底性,有可能进入更高的真实,社会主义文艺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真实。
但现实生活总是比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本质的东西丰富得多,也复杂矛盾得多,文学艺术不能赤裸裸地表现生活的本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如同教科书那样端到读者面前。文学艺术要表现生活的丰富性,但同时又要表现生活的本质,表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困难是在于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如何把二者在艺术上统一起来,使作品成为思想、生活、艺术水乳交融的有机体。真实是基础,是艺术创造的血和肉,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是灵魂,是脉搏。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失去真实这个基础,没有血和肉,也和没有灵魂,脉搏停止跳动一样,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真实是基础,但真实和思想理想总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一个人的肉体和他的灵魂不能截然分开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和艺术真实的一致。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使我们更有可能进入到生活的底蕴,另一方面,越是深入生活,便越会发现生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的内在的一致性,原因是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本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现实的规律性的表现。
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根本要求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关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矛盾斗争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斗争有它的特殊性,我们需要认识这种特殊性,并且找寻真实地、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殊性的方法。我们过去曾经出现过夸大斗争的绝对性的“斗争哲学”,但另一方面,“无冲突论”在社会主义文学领域里也带有普遍性,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完善,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过程认识不足。我们过去总是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愿意或不敢承认,在社会上,在共产党内部还存在,并且还可能产生腐败现象,等等。在我们有些人看来,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一经出现,便很快臻于至善,似乎社会主义只存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好的和更好的矛盾,似乎批评和自我批评便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矛盾,掩盖矛盾,粉饰现实,是不可避免的,“无冲突论”便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中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脆弱的一面。
不论中国和外国都反对过“无冲突论”,但如果把矛盾冲突只局限在例如,代表先进的电车公司党委书记,要求采取新的调度方法,而代表保守势力的厂长却坚决反对,或者印染厂的厂长,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印制一种新的花式,而工程设计师却加以阻挠,我们过去确实看到一些小说或电影,自始至终都是环绕一个这类矛盾进行的,结局总是代表保守势力的一方失败或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人为的、做作的矛盾冲突来掩盖“无冲突论”。
表现社会主义和时代的新人和表现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并不是不相容的,也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理想来教育人民,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是不相容的一样。
社会主义的新人,总是在自我斗争,和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斗争中产生、成长的。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土壤》、《射天狼》这样的作品,还保持着它的生命力,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粉饰现实,没有回避现实的矛盾,相反,它们忠实于现实,并不因为这样做可能遇到非难,便走抵抗较小的道路。应该说,这些作者和那些把现实简单化、公式化的做法是针锋相对的。和那些近年并不少见的在困难和矛盾面前,便悲观失望、颓废、颓唐的知识分子情绪的表现,也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些作者的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就有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想和艺术真实的结合。而且也因为这样,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坚实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甚至比这些作品本身的成就有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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