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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作方法 提高领导水平——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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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1-01-18
第5版(理论)
专栏:

  改善工作方法 提高领导水平
——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李泽民
我们省委理论学习组制定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计划,重点是学习原著。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著作时,我们结合领会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重要论述,着重在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实现主客观相统一,以及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观察事物、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的问题上,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思考。
陈云同志说,所谓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我们体会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客观,尊重事实,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客观事物,不外加主观的成分。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只有如实地反映客观,才能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实现这种反映的基础,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认识上正确反映客观从而达到主客观相一致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和坚持真理的过程。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且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判定认识和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把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道理,概括为“实事求是”4个字。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实事求是逐渐成为我们党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成为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4个字。”[《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121页)]陈云同志所说的“只唯实”,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只唯实”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取得认识和经验,当前就是要亲自投身到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学习探索,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以取得驾驭建设和改革的主动权。尤其是我们身居各种领导岗位的干部,更应当多接触实际,经常走出机关和办公室,往基层跑,往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第一线上跑,到那里去调查研究,掌握情况,解决问题,指导工作。省委的同志都深深感到,实践出真知,我们并不比群众高明,我们的头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加工厂”,其“原材料”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大家每次下基层,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学到许多新的东西。在群众面前,在基层的实践中,我们还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恭恭敬敬地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经常从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智慧和养料。毫无疑问,我们领导工作必须在上级党委指导下进行,但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基层的实践。我们常常从基层一个点、一个点中发现需要领导机关从面上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往往是从基层的实践中启发工作思路,找到解决工作中的难题的办法。可以说,如果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践,那就将寸步难行。这方面的体会包括“酸、甜、苦、辣”,应该说是不少的。例如,在农村工作方面,近年来,省委在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广泛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搞好以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为重点的基层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所以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就是由于工作思路和具体政策措施,都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都是来自群众的社会实践。我们从工作中真切地感到“唯实”的重要。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离开群众路线,则将一事无成。
根据“只唯实”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自己的省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贯彻落实,不能搞照抄照转,也不能搞大呼隆和一刀切。不顾实际的照抄照转和盲目地搬用别人的经验,以及工作方法上的大呼隆和一刀切,是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违反实际的表现,从认识论上说,就是犯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毛病。这种毛病,工作中常常容易出现,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最近我们在研究扩大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就再一次体会到坚持从省情出发的重要性。省委认为,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既定方针,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浙江的有利条件和机遇,挖掘潜力,加快步伐,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扩大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浙江有自己的具体情况,需要清醒地估计到各种制约因素,特别是浙江的对外开放环境的建设和改善需有一个艰苦努力工作的过程,因此不能一哄而起,急于求成,更不能刮风。就是说,既要看到我省与沿海兄弟省市的差距,树立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又要对工作的难度有足够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兄弟省市的做法;既要注意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引导他们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工作做细;既要解放思想,又要谨慎从事。总之,既要“热”,又要“冷”。省委及时提醒各市(地)、县委,要注意端正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而避免工作上发生大的片面性。思想方法片面性的毛病危害极大,常常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今后也很难说不会再出现,但要力求少犯,出现了要早加诊治。预防的唯一办法,就是“唯实”,摸透本地的真情实况。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因为事物不断在发展,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需要坚持不懈地花功夫。
根据“只唯实”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在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在政治思想领域,我们一定要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地坚决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防止僵化,正确地贯彻执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工作中同样不能搞片面性绝对化,要随时注意防止急于求成和无所作为这两种偏向。从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我省同全国一样,在经济建设上也曾多次犯过急于求成的毛病,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在十年建设和改革中也有过脱离省情、超越省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毛病。之所以屡次发生这种偏向,固然有复杂的原因,有整个“大气候”的影响,但是从认识根源来说,主要是主观超越客观,思想脱离实际。省委常委在学习中感到,陈云同志的“只唯实”的精神,体现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就是一再强调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从事建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省委在研究经济工作时,务求注意贯彻这个指导思想,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力求不再重蹈覆辙。在经济工作上,头脑过热、急于求成,我们已经有切肤之痛,这是我们当前要克服的主要倾向。同时,我们意识到在当前形势下,经济工作也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偏向,即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偏向。省委的同志都认为: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特别是解决深层次的矛盾的难度,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但又要充分地看到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强调要依靠群众,振作精神,迎难而上,开拓前进。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既要克服头脑过热,还想继续大干快上,盲目铺摊子,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不考虑经济效益的高速度增长的思想,又要坚持在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的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在改革决策问题上,既要坚持深化改革,立足于依靠改革来逐步解决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又要在改革的措施、步骤、方法上谨慎从事,要把当前的改革同治理整顿和致力于发展结合起来。总之,在经济工作中我们既要反对急于求成的偏向,也要反对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偏向。后者的认识根源,是主观落后于客观,思想落后于实际,结果将会坐失良机,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对建设和改革同样是很不利的。
总之,我们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然,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对“唯”字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唯”什么,是指到底以什么为本源的问题。上面的话、文件、书本,是重要甚至十分重要的,不能不听,不能不读,但毕竟不是本源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也发源于实践,来自实际生活,并且接受实践和实际生活的检验;而实践、实际生活,是一切知识和经验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因而才是第一性的东西,最靠得住的东西。所以,从哲学上来看,是唯上、唯书,还是唯实,反映了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分歧。只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真正避免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
认识事物为什么要交换、比较、反复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决定的。
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是由各个方面、部分、环节、特点有机地组成的。主观要正确地反映客观,避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就得注意到事物本身所包含的各个方面、部分、环节、特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可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种很大的片面性。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关键是要把事实看全面。难者在弄清情况,而不在决定政策。但是,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于穷尽事物的一切方面、部分、环节和特点。于是,就产生了认识的全面性的要求与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交换”便是一个好办法。所谓交换,就是指人们互相交流认识,取长去短,拾遗补缺,目的是减少片面性,尽可能做到全面地看问题。作为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干部来说,运用这种方法尤为重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身居领导岗位,一则肩负着决策的重任,二则要真正做到听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不大容易。所以,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作为一级党委,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如何处置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让每个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实行互相“交换”,是最后形成统一的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前提条件。因此,要坚决防止一两个人说了算,特别是由书记“一锤定音”的做法。从哲学上来说,这是坚持认识的全面性的要求;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陈云同志强调“比较”,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强调矛盾特殊性的思想。《矛盾论》中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不同事物的特殊点,就是不同事物的不同的质。由此,就能得出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的重要结论。那么怎样才能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点呢?根本办法就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陈云同志说:“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省委在农村工作方面,对农村改革前后的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农村改革以后,在政治体制上,从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变为政社分设,以乡为基层政权组织,村委会成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于是乡如何实施对村的领导,村党支部处于什么地位,村级组织怎么建设和发挥作用,都成了新的课题;从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形式看,在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尽管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变,但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由集中劳动变为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管理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民要求形成一种新型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从农村的经济结构看,过去是纯而又纯的“大呼隆”集体经济,单一的农业经济,现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农工商综合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利益关系、富裕程度、就业分工等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反映在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上也产生了相应的差别。以上情况说明,农村改革后,我们仅仅限于改革初期那些工作内容不行,简单地完全搬用过去的老办法也不行,这就给农村的领导、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省委和各级党委认真总结这几年的实践经验,还感到农村工作不仅要强调针对性,还要强调配套性,要标本兼治,着力于治本,单打一地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需要经济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一起抓,既要加强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的配套建设,又要重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切实搞好社会化服务;既要重视经济建设,又要重视思想建设。其中,连续几年选派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下乡,有领导地开展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以虚带实,推动农村各项工作就是一项较为成功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注意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事物特性以外,在确定具体方法措施时,还可以作优选性的比较,这也是我们应当力求掌握的一种比较的方法。通常的作法是,我们每作出一个重要决策之前,一般都事先准备几个方案,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党内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进行比较,分析其可行性程度,权衡其利弊得失,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出最佳方案。事实证明,经过这样比较以后作出的决定和提出的方案,就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反映群众的要求,从而得到较为顺利的贯彻落实。
为什么“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呢?陈云同志说,这是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也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在辩证法看来,人们要获得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即获得真理,是不容易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此,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要经历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从不甚正确到比较正确的过程。所谓“真理是过程”,就是这个意思。在认识论问题上之所以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原因即在于此。既然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那么就要遵循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不能草率从事,更不可“心血来潮”,凭一时的灵感和冲动,而应当反复考虑,“三思而后行”。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当断不断、踌躇不决是两码事。我们意识到,作为领导干部,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问题是否稳当妥贴,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工作的成败。因此,匆忙下结论,仓促作决定,其危害尤甚。基于这样的责任感,我们平时常常提醒自己,任何一个重要政策的制定,重要措施的出台,重要干部的任命等等,都要准备一个逐渐酝酿的过程,反复推敲的过程,不断完善的过程。
由此可见,“交换、比较、反复”这6个字,深刻地体现了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陈云同志说这6字是辩证法,是完全正确的。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全面一些,在工作中多讲辩证法,少犯形而上学的毛病。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使决策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否对头,对于能否保持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失误和错误,关系极大。因此,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学哲学,是非常正确的和必要的。陈云同志说过: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邓小平同志有关著作和陈云同志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论述的过程中,初步尝到了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甜头。但是,我们的学习和体会还是初步的,把这些论述付诸于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陈云同志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是至理名言。世界观的改造,认识能力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三年五载之举,学习哲学也就应当长期坚持下去。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增强学习哲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地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且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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